闾山九郎与许真君名实考:巫法传法之神与净明忠孝之祖

缘起:一个被混称的名号

近代谈到闾山,常有这样一种说法,认为闾山九郎就是晋代的许逊、许真君,并尊他为闾山教主,两个名号指的是同一个人。这种说法流传时间很长,在网络上广泛传播,几乎成了定论。但是,如果核对早期文献,并参考学界的考辨,就会发现闾山九郎与许逊本来就是两个人,各有各的来历;把二者合为一人,是后世闾山为了获得道教正统地位而做的攀附,并不是古代文献本来的记载。

本文就以这个问题为中心,考察二者各自的源流,梳理它们合流的经过,让每个名号都回到它本来的位置。这样做不是为了抬高或贬低谁,而是为了辨正名称、弄清事实。

名实之辨先分两层

讨论这个问题,先要区分两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是历史身份:闾山九郎起源于什么时候、指的是什么,许逊生于哪个朝代、什么地方、做过什么事,二者在文献中是否曾经被记为同一个人。第二个层面是宗教尊奉:后世闾山尊许真君为教主,这件事本身有其信仰和教法上的意义,不会因为身份的考辨而被取消。

从辩证的角度看,历史上两人是两个人,这是事实判断;教法上尊许真君为正统的象征,这是信仰层面的陈述。前者用来弄清起源,后者用来维系道统。用尊奉的道统掩盖起源的事实,或者用起源的考辨否定尊奉的道统,都只是看到了一面。严谨的研究应当把两个层面分开处理,然后才能看到全貌。

文献依据与研究方法

本文使用的材料,文献和田野两方面并重。文献方面,南宋白玉蟾的《海琼白真人语录》是闾山九郎现存最早的可靠出处;《许真君仙传》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《净明忠孝全书》以及白玉蟾的《玉隆集》,是考察许逊生平的主要依据;各府、各县的方志、碑刻、手抄科仪本和坛场神图,则保存了后世的实际情况。田野方面,本文参考了叶明生等学者以及道教文化研究机构对闽台道坛的调查。

凡是涉及教义的判断,以道教经典为准;凡是涉及名号源流的问题,以最早的文献为依据,再用今天仍然存在的坛场加以检验。后世才出现的、被整理得很整齐的说法,不能反过来当作早就存在的事实。

闾山九郎的最早出处

闾山九郎最早的出处,见于南宋道士白玉蟾的《海琼白真人语录》卷一。该书记载巫法的传承,说「……闾山(山在闾州)九郎、蒙山七郎、横山十郎、赵侯三郎、张赵二郎,此后不知其几」;又说「昔者巫人之法,有曰盘古法者,又有曰灵山法者,复有闾山法者,其实一巫法也」。

从这条材料可以知道,早在南宋,闾山九郎就已经被列为南方巫法传承中的一位祖师,与盘古法、灵山法等巫法同出一源。这是现存最早的记载,通篇都没有把闾山九郎和晋代许逊联系起来,也没有“教主”的说法。从文献出现的先后看,闾山九郎属于巫法系统里的旧称呼,来源非常古老。

九郎名义:郎是法位

要弄清九郎指的是什么,先要明白“郎”的含义。按照南方道坛的旧制度,法师称“郎”不能自己说了算,必须经过传度和考法,由道门的高功法师或道会司测试、认可,才能“进郎位”、称为某郎。所以“郎”是行法者的法位和品级,类似于通过奏职获得的法衔。

因此,九郎的“郎”是法位的称呼;“九”是序数,标明他在郎位序列中的次序。所谓闾山九郎,指的是归属闾山法脉、晋升到九郎这个位置的人,是一个法位名号,而不是某个历史人物本来的姓名。

从方法上说,要用法位名号去考证人物,必须先把它还原为法位;如果直接把九郎当成某个人的私名,再拿它和史传人物对号入座,方法上就已经先错了一步。

进郎位与郎位序列

进郎位的制度尤其值得注意。南方各地的道坛,包括闽东、闽南、浙南、赣南以及畲族、瑶族,都是这样:法师在传度之外,还有一套进郎位的专门仪式,经过测试认可之后才能称郎。这一制度说明,“郎”的称呼构成了一套可以授予、可以排序的品级体系;闾山九郎、蒙山七郎、横山十郎、赵侯三郎、张赵二郎这些名号,正是这个体系中的各个位置。

各位郎神并列在一起,共同成为闾山供奉的法神。他们的名号用数字排序、用山名或地名系属,整齐而有法度,显然是一套内部的法位谱系,而不是几个历史人物的合传。

看清九郎只是法位序列中的一个位置,就能明白,他和许逊那种有完整生卒年、乡里和事迹的历史人物,在性质上本来就不一样。一个是法位,一个是真人;把二者混同,就是把法位当成了真人。

郎位非客家独有

讨论闾山郎位,首先要破除一种流行的误解:郎位并不是客家独有的,也不是闽粤赣交界地区畲族、客家创造的,而是一个渊源很古、通行很广的称呼。

“郎”本来是古代的官名。战国、秦汉时期,郎是帝王侍从官的通称,议郎、中郎、侍郎、郎中都属于这一类,归郎中令统管,郎中令就是后来的光禄勋;东汉以后,尚书郎、侍郎、郎中、员外郎等职位先后设立。郎官本来是内朝的近侍,后来逐渐走向外朝、走向平民。汉魏以后,郎又成为对年轻男子的通称,周瑜被称为周郎、沈约被称为沈郎、江淹有江郎的称号,这些都见于史书。

由此可见,“郎”从一开始就是全国性、制度性的称呼,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方或某一个族群。

唐宋数字郎名盛行于汉族

“郎”和数字排行结合,就形成了数字郎名:用大、小、千、百、万、念等字放在开头,用“郎”字收尾,中间加上排行数字,例如大二郎、千三十五郎、念二十九郎。董建辉在《畲、客郎名探源》中考证,春秋时期北方已经有数字名,唐代数字名很流行,随着“郎”成为尊称而与数字名结合;唐宋时期,数字郎名在汉族中十分盛行,并不是客家或畲族独创。

后来随着汉人南迁,郎名传入闽粤赣交界地区,畲族、瑶族接受并使用,又加以规范;于是客家、闽南、闽东、浙南的汉族,以及畲族、瑶族等族群的祖先,普遍用郎名、法名称呼。叶明生考察龙岩闾山教发现,法师先取法号,修行有了进展再进郎号,郎号高于法号;赣南以及海外瑶族所传的闾山、梅山二教,也是同样的制度。

郎名能够跨族群、跨地域通行,正说明它是古代广泛使用的称呼;把郎名说成客家独有,是晚近才出现的错误说法,在谱牒和史传中都说不通。

郎号为传度奏职所得职称

“郎”作为法位,在当代宗教学术研究中有明确的依据。黄建兴在《法号、郎号与民间道坛传度奏职仪式探讨》(《世界宗教研究》二〇一三年第三期)中指出,民间法师的法名分为法号、郎号两个等级,法号称为“法某”,郎号称为“某某郎”,二者都要经过教派的传度奏职仪式才能取得;叶明生研究龙岩闾山教,也说郎号是高于法号的教派职称,法师必须再经过进郎位仪式,才能称郎、主持大型醮仪、调动更多兵马。

据此,“郎”并不是普通的排行称呼,而是道坛内部经过考核授予的职位;它的授予有仪式,高低有等级,职能有分工。九郎就是这个职位序列中的一个位置。

学术考辨已经说明,“郎”是通过传度奏职获得的位置,那么把“郎”看作法位、品级,在历史上是有根据的;反过来,把九郎的“郎”当成某个真人的私名,反而失去了它在制度上的本来含义。

世俗郎名与法职郎号之辨

同样使用“郎”字,还要区分世俗和法职两个层面。世俗郎名来自家族排行和社会通称:《水浒传》里武大郎因为排行老大而称大郎,武松因为排行第二而称武二郎;后来武侠小说里萧十一郎这一类,也是用数字排行加“郎”。其他如周郎、江郎、杨六郎,都属于这一类。这是世俗的称呼,生来就有或者约定俗成,不需要宗教仪式,不登记到天界,也不具备行法的权力。

法职郎号就不同了。它的名号必须经过传度奏职、进郎位仪式才能授予:度师向三清和上界申奏,把名字登记到丹籍、注录到仙班,写清楚法名、师承、所领的兵马、所修的法门,再颁发职牒和印令;这样,法职才得到上界承认,表文才能上达,行法才有凭据。

所以,“郎”字虽然相同,世俗郎名和法职郎号在公私、俗法上是有分别的;一见到“郎”就一概当作法师,或者把武大郎那一类排行称呼当成奏职郎号,都会弄错。闾山九郎的“郎”,属于奏明上界的法职,而不是世俗的排行称呼。

郎系列法神

白玉蟾所列的各位郎神,名号都可以考知。蒙山七郎、横山十郎,都是用山名来系郎;赵侯三郎用封号来称呼,张赵二郎则是合张、赵两个姓氏而成。这些郎神和闾山九郎一样,都属于巫法传承中的各个位置,分别掌管不同的法脉和事务类别。

这一类郎名在南方巫法中流传很广,梅山、横山等系统也有很多郎的称呼,彼此互相涵摄。郎名所标示的是法位和法脉,而不是孤立的个人;一个郎位可以统摄几种法,一种法也可以分属几个郎位。

各位郎神构成了一个以事务类别为纲的法位网络。明白了这一点,就知道闾山九郎并不是专指某位上古真人的专名,而是这个网络中负责传法的法位;把它专门系在许逊一个人身上,和整个体系并不相符。

在坛场里,法师用香炉、水碗、神案来象征闾山的境域,行法时在坛内划定界限,招请神明、统摄将吏;神圣空间随着坛场而显现。关于它的地望考辨,详见后文。

闾山法主、茆山教主与青阳寨主

在浙西南丽水、温州的各座道坛,郎位法神用山名来称呼、各有各的职分,并列在一起加以奉请:闾山法主许九郎,茆山教主李三郎,青阳寨主张五郎。三位神明分别掌管一座山,共同组成一个系统。闾山法神本来就有各位郎神的序列,道籍记载了闾山九郎、蒙山七郎、赵侯三郎、张赵二郎等;浙南的坛堂又用许、李、张三位主神作为纲领。山名和郎位随坛场不同而有差异,但他们作为传度法神这一点是一致的。

张五郎就是青阳的主人。在闾山道坛的科法中,张五郎又称张青阳、青阳法主,原名张世魁,世人称为翻坛倒峒张五郎,负责驱邪治病、收妖除怪,是闾山和梅山共同供奉的法神。“青阳寨主”这个名号,正好和“青阳法主”的称呼互相印证。

需要辨明的是,茆山并不是茅山。茅山在江苏句容,是上清派的发祥地,供奉三茅真君,被称为第一福地、第八洞天,重视内修和经典。茆山则是民间法教坛堂的名称,或称黑头法,与梅山以及张五郎翻坛倒峒一类相联系,重视符咒和师传,字形本来写作“茆”。二者名称相近而实质不同,一个是上清宗坛,一个是民间法坛。

见到“茆山”就直接当成上清茅山,和见到“闾山”就强行系于许逊,所犯的错误正好相同,都是因为文字相近而扰乱了法统的事实。三位主神各掌一山、同属一个系统,也说明郎位法神不能用某一座山的专名来概括。

九郎传法:夫人行罡咒所见

九郎传法的事实,也可以从闾山行法的咒文中看到。闽东道坛的夫人行罡咒里有「闾山九郎升法座,教奶法度不为难」的句子,意思是九郎登上法座,传授用于妇女儿童的“奶法”;下文又讲到救助产难、救护生魂、祈求男孩、护佑女孩等事。

由此可知,闾山九郎所传的是保护妇女儿童、护佑生产的各类科法,和陈靖姑所行的法一脉相承。九郎在这里是传法授度的法位,奶法正是通过它建立起来的。

九郎传奶法,陈靖姑是奶法的宗师,许真君是后来尊崇的教主;在同一条教法链条上,法位、宗师、教主各有各的位置。后世让教主兼任法位、把九郎并到真君名下,就使传授的次第失去了原来的样子。

许逊其人与时代

接下来考察许逊。根据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《许真君仙传》以及白玉蟾《玉隆集·旌阳许真君传》,许逊字敬之,祖籍许昌,父亲在东汉末年避乱迁居豫章南昌,他出生于吴赤乌二年。晋太康元年被举为孝廉,出任旌阳令,世人称他为许旌阳。

他的生平有清楚的乡里、世系和仕宦经历可以查考;他师从吴猛,又在谌姆那里接受道法,在江左一带传教;宁康二年在洪州西山拔宅飞升,享年一百三十六岁。这是一位有完整史传框架的历史人物,属于魏晋孝道系统的真人。

许逊可以考定的,是他作为晋代人物,行迹都在江西;闾山九郎在文献中出现,则是在南宋所记述的上古巫法链条里,二者的时代、地域和名义都不相干。两个人的区别,首先就表现在这里。

师承道法:吴猛与谌姆

许逊的道法是有师承的。他先拜吴猛为师,吴猛以孝道和神方闻名于江左;后来遇到谌姆,谌姆传授给他日月二宫、孝悌之法以及各种秘要,从此道法大为流行。各种仙传都详细记载了这套传授源流。

许逊的教法以忠孝为根本,以帮助别人、利益万物为功用,斩蛟、治水、散发谷物、救济饥荒,都是他道法的实施。后世的净明一派就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。

许逊所继承的是魏晋孝道的道法,有自己的经典和法师传承;闾山九郎所统摄的是南方巫法的各类科法事务。两个系统的教法来源不同,一个追溯到吴猛、谌姆,一个流行于闾山各坛,它们不是同一个源头,这一点很清楚。

斩蛟治水与铁柱镇妖

许逊最著名的事迹,是斩蛟治水。相传江左一带蛟蜃作怪,洪水多次泛滥,真君持剑诛杀蛟怪,又铸造铁柱来镇服水妖,还在各处留下井和泉,以防止后患。这件事记载在仙传里,在江西民间广为流传。

斩蛟镇水的遗迹都在洪州、海昏一带,铁柱、龙井、遗留的井至今还在当地,是许逊信仰的实物依据。他的信仰中心始终在江西西山。

许逊斩蛟治水的遗迹在洪州,闾山法神的境域在江州廬山,两地虽然都在江西,但早期仙传并没有把九郎系在真君名下;后世闾山供奉真君,并用杀蛇斩蛟来标榜,所标榜的是真君的事迹,而不是九郎的本来面目。借用真君的事迹来抬高自己,正是攀附的表现,下文再详细辨析。

拔宅飞升与历代封号

许逊一生最后的事迹是拔宅飞升。各种传记记载,宁康二年八月,真君在西山带领全家四十二口,连同住宅、鸡犬一起升上天;当地人就在原址建立祠庙,后来称为游帷观,也就是今天西山万寿宫的来源。

飞升以后,历代不断加封,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、神功妙济真君等称号,都出自后世的褒封。他作为净明祖师、道门四大天师之一的地位,是由史传和封祀共同确立的。

许逊的尊号与飞升以及历代封祀联系在一起,都有年代可以查考;闾山九郎则是郎位法神,并不在这套封祀系统之内。两个名号并不同源,它们的合流是后世造成的。

净明道的建立与忠孝教义

许逊的教法到唐宋时期兴盛起来。唐代以来尊崇他的孝道,宋代净明一道兴起,奉许逊为祖师,以忠孝、廉慎、宽裕、容忍来确立教化,重点在伦理实践和内心清净,《净明忠孝全书》集中体现了这些内容。

净明教法由神仙信仰转变为伦理教化,许逊也由斩蛟的真人转变为忠孝的祖师。这一演变始终以江西西山为祖庭。

净明一派重视的是伦理建设,闾山所从事的是科仪法术,道教文化研究机构的综述正是据此判断两派分流;它们相同的地方只在尊奉许逊,而尊奉许逊这件事恰恰是闾山后来才吸收的,并不是它本来就有的。

许逊信仰的地理中心

许逊信仰有明确的地理中心。从晋代到今天,西山万寿宫一直是祖庭,南昌、洪州、海昏等地的遗迹连成一片,信众以江西为根本,再逐渐传播到江南。他的神圣叙事都围绕赣水流域展开。

这个中心和闾山法神的境域,一个在洪州西山,一个在江州廬山;虽然同在一省,但坛场和祖庭各不相同。

许逊仙传所记载的修行、飞升都在洪州西山,并没有在江州廬山开法、设立廬山法院的事;后世把真君当作闾山教主,是把他的名号奉到廬山法统之上,并不是真君生前本来就在廬山法院主持行法。尊奉他是可以的,但说他本来就主持法院,就不符合事实。

早期传记不涉闾山九郎

尤其要依据文献指出的是,早期的许逊各传都没有提到闾山九郎。《许真君仙传》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所记载的许逊事迹,详细讲述了吴猛、谌姆授法,斩蛟治水,拔宅飞升,却没有闾山九郎的名字,也没有江州廬山法院、传授奶法这些事。

反过来,白玉蟾记载闾山九郎,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许逊。两种文献各自讲述自己尊奉的对象,并没有相混。

古代文献没有记载两个人是一个人,这是考辨中最硬的依据。合二为一的说法,既不见于早期仙传,也不见于早期语录,那么它是后世才出现的,就不需要繁琐的证明了。

两套神系的叠合

那么,两个名号为什么渐渐合到一起?从神系叠合的角度看,闾山供奉的对象本来就有层次:最古老的是巫法系统的郎位法神,闾山九郎属于这一层;后来随着道教向南传播,纳入了灵宝、正一等各科;再后来才尊奉有完整史传和朝廷封祀的道教真人,许逊属于这一层。

学者考察闾山神系也指出,它同时具有巫教神和后期道教神两个层面,来源不同、先后有别。九郎在古老的层面,许逊在后来的层面。

两个层面叠合在同一座坛场,是闾山融汇各种来源的结果;但叠合并不等于同一。用后来层面真人的名字去称呼古老层面的法位,时间久了就好像真的是一个实体,混称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
挂靠的动力:正统化与上岸

叠合的背后,有追求正统的动力。闾山本来起源于民间巫法,在乡里之间流传;它要在以道教为正统的社会秩序中立足,就必须有经典和道法可以依据,有祖师可以敬奉,有伦理可以遵守。尊奉一位在道教史上地位崇高、又有斩蛟镇水事迹的真君作为教主,恰好能够满足这种需要。

这就是民间所说的“挂靠”“上岸”:巫法通过尊奉真君而纳入道教正统,科仪归于规范,伦理有了宗主,传承也取得了正当性。

追求正统是民间道教形成脉络时的常见现象,并不是闾山独有,也不应当简单看作作伪。需要辨明的是,尊奉过程的正当,并不等于名号本来就是同一个;承认攀附的事实,正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、讲清教法的道统。

闾山地望的文献层次

要确定闾山在哪里,先要分清文献的层次。现存最早的出处,即南宋白玉蟾《海琼白真人语录》,只在闾山下面注了「山在闾州」,既没有说它在某条江的江底,也没有出现福州的地名。也就是说,早期文献对于闾山的地望,只有“闾州”这样一个泛称。

后世所谓闾山在闽江底、在福州龙潭角,都不见于白玉蟾的记载,属于后来才有的说法。考察它的来源,则出自说唱文学和神怪小说,并不是古代道经本来的样子。

闽江底说出自小说

闾山在闽江底的说法,整套情节都围绕福州展开:说闾山本在南台龙潭、番船浦一带,许真人门下的两个徒弟丢弃了杵臼,山就沉入江底,于是有了「沉闾山浮南台」的谚语;又说法门本来三十年一开,长坑鬼撞门,“十”字变成“三”字,于是成了三千年一开。

这一类情节完整记载在清代以后福州的说唱和神怪小说里,《闽都别记》《海游记》《临水平妖传》等书铺陈得尤其详细,又经过评书、戏剧传播,逐渐成为流行说法。它的性质是文学虚构,并不是古代文献的记载。

水府池中与洞庭异称

道坛科本谈到闾山境域,大多称为水府、池中,例如闽西南科本有「闾山原是一口池」的句子,泛指水府仙境,并不指闽江的实际地址。

古代法坛还有称为洞庭的。洞庭本来的意思,是山腹中空空、可以通达仙境的洞府;古诀说「山腹中空,是谓洞庭」,因为它是洞府中的庭堂,所以有这个称呼。浙西南叶法善一派传教,其坛场有正应洞庭、显应洞庭的分别:正应洞庭是叶姓嫡传的一脉,显应洞庭是元代叶法彬所传的拓展一脉。洞庭就是该法脉与祖师沟通、持戒修炼的神圣境域。

水府、池中、洞庭这些称呼,都是用来描述这种幽隐而可以通达的洞府仙境,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;它是法源的象征,而不是江河的实际地址。把小说里闽江底的说法当成教法事实,再倒推为古代制度,在文献层次上已经站不住。

手抄法本山名作廬山

尤其可以作为依据的,是文字本身。古代手抄法本写到闾山的名字,并不写“閭”字,而写“廬”的繁体,作廬山;它的题署和咒文一脉相承。也就是说,这套法最初文字所记的就是廬山,今天通行的閭山,是后来才有的异写。

在闽方言中,閭、廬两个字读音相近,属于同名异读;后世传抄时间久了,廬山有时转写成閭山、吕山。文字和方音互相印证,可以知道它的本山应当以廬山为正。

科本是门内传法的第一手文本,它的用字比外面的流行说法、晚出小说更接近古代;依据抄本的廬山来订正通行的閭山,是用本子来校勘文字、从源头来确定流变。

江州府廬山与方志佐证

道坛带有制度性的表述,也和廬山相吻合。各地道坛写到闾山衙署,都称为「江州府廬山正堂」或「江州府廬山法院」,坐镇那里的是闾山法主许九郎。江州府历代治所在豫章、浔阳之间;廬山就在浔阳,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境内。

方志可以互相印证。《龙岩州志》记载曹四公前往廬山,遇到异人传授给他抵御妖邪、止息厉鬼的方法;《宁洋县志》则明确说当地之法「传自闾山久矣」,可见所去的廬山就是闾山。同乡的张四公,也记载他「同往闾山学法」。

其他如浙江绍兴道坛所演的《孟姜女》,其中九郎仙师自报家门写作「廬山九郎先师」;温州永嘉北阴宫的门联有「绍廬山道法」的话。廬山、九郎的称呼,跨地域保持一致。

沉毛江即古浔阳江域

和廬山相联系的,还有沉毛江。建阳道坛演唱陈靖姑故事的《宗祖本》,长汀、连城道坛的《跳海清》,都把沉毛江当作进入闾山前必须经过的险阻,渡过这条江才能到达;《海游记》也记载陈靖姑等人到了沉毛江,以鞋为舟渡江,洞府就在江下。

从地理上考证,廬山下的沉毛江,就是古代浔阳、江州府所辖的长江水域,也就是九江。山和江互相依存,正和「江州府廬山」的题署相吻合。

闾山地望虽然包含神话成分,不应当当作实际地图;但辨别文献的层位就会发现,闽江底是晚出小说的说法,江州府、廬山、沉毛江是科本、方志记载的旧说,而且手抄的最初文字就写作廬山。据此,闾山法脉本来就和江西廬山渊源很深,并不是指福州闽江。这一考定,也为闾山和江左道法的关系,提供了一条实在的地理线索。

许九郎与闾山九郎:同一法位的异写

法本中九郎的名号,或写作闾山九郎,或写作闾山许九郎,也有简称为许九郎的。三种写法指的是同一位法神,并不是三个名号,也不存在由一名牵合为另一名的问题。闾山标明他所属的法脉,许是这一法位所系的姓氏,九郎是郎位的次序;合起来称闾山许九郎,省去姓氏则称闾山九郎,省去法脉则称许九郎。名称有详略,所指并无分别。

因此,许九郎就是闾山九郎,门内法本两种写法并存,属于同一法位的异写,不必强生分别。

需要辨明的是,许九郎与许真君许逊并不因为同属许姓就成为一人。许九郎是闾山郎位上的传法之神,姓氏系于法位;许逊是晋代有完整史传的净明祖师。姓氏相同,只是后世两说容易相混的一个缘由;判断名号,仍当以法位与史传的区分为准,不能因为都称九郎、都姓许,就把法位与史传合为一人。

坛场神图中的名号置换

混称在坛场制度中也有踪迹可查。根据福州地方史志的记载,建阳等地道坛做清醮时所挂的三坛神图,其中坛主神是九郎法主,道坛说是许真君,也有称为徐甲的。神图上所绘的名号,可以随坛场不同而变化。

同一个九郎法主的位置,这座坛称许真君,那座坛称徐甲,正好说明它是一个可以替换的法位标签,而不是固定属于某位真人。如果九郎本来就是许逊,就不应该还有徐甲的不同称呼。

神图中名号可以置换的现象,证明法位可以由不同的真人领称。它的逻辑是以法位为根本、由真人来领有这个位置,而不是让某位真人专门占据九郎。明白这一点,把九郎专门当作许逊的错误就自然显现了。

法位与人物之辨:范畴错置

从范畴上总结,混同说根本的错误,在于把法位当成了人物。闾山九郎是郎位法称,属于可以授予、可以排序、可以由不同真人领称的法位;许逊是有生卒乡里的历史人物,属于史传范畴。二者本来就不是同一类。

把法位名号还给法位,把史传人物还给史传,那么九郎归于闾山法位,许逊归于净明真人,两方面互不妨碍。如果强行合并,法位就失去了次序,人物也失去了真实。

宗教名号的使用有其方便,同一个法位不妨随地方习俗加上尊称;但学术考辨必须分清层级,不能把信仰中的方便称呼倒过来说成历史上本来的事实。这条界限,正是名实之辨的归宿。

道法南传与闾山道教化

混同说的形成,也有道教道法向南传播的历史地理背景。唐宋两代,正一、灵宝、天心、神霄等道法,随着移民和官员向南传播,雷法、章醮、符箓在东南一带盛行;闽地的巫法与南传道法深度融合,科仪、神系、法器逐渐形成体系。

在这个过程中,闾山由巫法坛场转变为有科范、师承、奏职的民间道教,所供奉的法神也由郎位诸郎扩展到道教真人。许逊进入闾山,就是这种道教化的一个环节。

闾山的道教化是长时期的融合,并不是某一时刻、某一个人造作出来的;许逊被尊为教主是融合的结果。从结果看,教主的尊崇有其来历;从起源看,九郎的旧称并未改变。两层意思同时成立,才是通达的结论。

净明伦理的接纳

与尊奉真君互为表里,闾山同时接纳了净明忠孝的教法。法师行法,以忠孝立身,以帮助别人为要务,戒律、德行与科法一起传授;字辈也兼承净明,按照净明字辈排定世次。

对伦理的接纳,使闾山教法不再停留在术法的层面,而具有了身心修养和社会责任的内容。这是追求正统在教义层面的落实。

净明伦理是闾山后来吸收的,但吸收之后就成为门内应当践行的内容,并不因为后来吸收就轻视它。所要辨明的是源流先后,而不是教法高下;弄清源头而又践行其实,两方面都能得到。

混同说的地域差异

混同说在各地并不一致,也说明它不是普遍通行的定论。闽、浙、赣、粤、台各地道坛,对九郎、真君的称呼各有轻重:有的称九郎为传法之师、真君为教主,有的直接在九郎法主名号上加上真君的称号,还有徐甲等称呼夹杂其间。

台湾道坛大多奉闾山九郎、蒙山七郎、赵侯三郎、张赵二郎为法神,与真君的尊奉分列;各地的差异取决于坛班传统和地方需求。

名号在地域上的参差,反而证明九郎本来不是专指许逊。如果古代就有固定说法,不应当分歧到这种程度。用一个地方的混称去概括全部地区,再倒推为古代制度,都不够审慎。

郎名的谱牒实证

郎名使用之广,也有谱牒可以证明。南方各姓的族谱,从客家到闽南、闽东、浙南,从汉族到畲族、瑶族,其宋元明时期的祖先很多记载郎名、法名,体例相近;郎名与传度法名互为表里,构成了跨族群的命名和入教习俗。

道坛制度也据此建立,把郎作为行法的品级,经过传度、道会司认可而授予;闾山九郎的“郎”,上承古代的通称,下成道门的法位,并不是凭空产生,也不是一隅的风俗。

郎名分布越广,越能说明它本来是古代广泛使用的称呼;九郎的名号是这种通称在闾山的制度化,与许逊特定的私名并没有名义上的承接,它本来不指许逊,由此又得到一个证明。

孝道派与吴许信仰

在净明道正式成立之前,许逊信仰先有“孝道”一派。魏晋以后,江左流传吴猛、许逊的孝道之法,以神方、孝行、济度为务,崇奉两位真君;唐代文献已经记载吴、许二真君的传记,记录其香火和游帷观。

这一孝道传统为后世净明道所继承,也是许逊神格化的早期阶段。它流传的地域在江左、洪州,与闽地巫法各自形成系统。

许逊的神格化从孝道派开始,脉络清楚,都在江西;同一时期闽地所行的是巫法,所尊的是郎位诸神。两个系统在唐代以前并行而没有合流,它们的合流是后来的事,倒过来说就不符合事实。

谌姆所授道法

许逊所受谌姆的道法,各种传记记载尤其详细。谌姆传授给他日月二宫之法、孝悌的要旨以及符箓秘旨,并告诉他道法的来源;吴猛和许逊一同受法,而谌姆把道法的正传托付给真君。这是许逊道法中关键的一次传授。

日月二宫之法取象阴阳、主修内炼,与忠孝伦理互相贯通;许逊教法的内炼和伦理,都可以追溯到这里。

谌姆所授的是日月二宫、孝悌符箓,属于魏晋道法;闾山九郎所传的是妇幼奶法、驱邪科法,属于南方巫法。两种法的名目和内容都没有对应关系,强行合并就会使教法的源流都混乱。

许逊名下著述

传世有归于许逊名下的《灵剑子》等书,讲炼气、导引、忠孝的要旨,是研究许逊一系道法的文献。这些书虽然经过后人增补,所论述的仍然以江西孝道、净明之学为归宿。

这一类著述构成了许逊道法的文本传统,与闾山手抄科书、郎位法本分属两个系统:一个是道教真人与净明道的经法,一个是民间坛场的科仪。

许逊系统的经法自有传承文本,并没有掺入闾山九郎的说法;两系文本各自分立,与两种神格的分立一致。通过文本互相校勘,二名本一的说法就更没有依据。

请师科仪中的分列

本门的科仪尤其可以作为佐证。开坛所诵的请神、请师各章,对上界圣真、净明祖师、闾山法神和历代传度师分别恭请,名号和次第井然有序;许真君与闾山九郎各列其位,并没有合并为一个名号。

科仪中的分列,是传承者主动作出的分类的直接呈现:在门内法度中,真君是教主,九郎是法神,本来就很清楚。

门内的正式科仪既然把两个名号分列,那么“九郎即真君”的说法就不符合门内旧制度。后世图像、俗说中的混称,与科仪的分列相违背,它是晚出的变例,不待辨析就很明白。

文学叙事中的真君形象

许逊故事在后世有不少文学化的铺陈。宋元以后,神仙传记、话本以及明代小说,对斩蛟、飞升等事加以铺排,增添了很多情节,在民间流传;这一类叙事文学与史传、科仪性质不同,不能全部当作史实。

闾山名号偶尔也被通俗文学采用,添入成套的神系。研究者需要区分宗教史传、仪式制度和文学叙事三个层面。

混称中有不少来自文学铺陈,用文学的说法去考证教法事实,最容易出错。把它还原为文学,那么九郎、真君合一的说法,距离史实就又隔了一层。

诸郎的横向比较

从南方巫法的整体格局看,郎位诸称并不是闾山独有。梅山、横山、蒙山以及岭南各系统,都有以数字系郎的法神,名号结构一致,科法互相涵摄,共同构成南方郎位法神的大范围。

闾山九郎在这个大范围中只是其中一位,与各山各郎并列,性质是巫法传法之神,与各系统所尊的道教真人分属不同层面。

横向比较说明,九郎是南方郎位体系中一个通例性的法位,而不是许逊在闾山的特称。如果九郎果然指真君,那么各山各郎都应当一一对应真人,这显然说不通。

身神与法神

道教内炼的学说,用身中各位神真来讲述。《黄庭经》逐一叙述脏腑和身神,认为人体各个部位都有神主持;行法者向内观照身神,外坛供奉的法神与内景的身神互为表里。

按照这种理解,闾山郎位法神既是坛场上的神,也可以看作行法者内炼过程中身神和气机的表征;它的名号运用本来就兼有内、外两面。

法神可以与内景相通,正说明它是法位和功能的名称,不必拘泥为某个外在人物。九郎的实质可以在自身内证,许逊的真实则明确记载于史书;一个是内炼法位,一个是史传真人,二者不应当混同,就更加清楚了。

十二真君与许逊门下

许逊门下传有十二真君的名目,吴猛、时荷等贤人都在其中,他们同修孝道、同证仙阶,构成江左孝道道法的群体。各位弟子跟随真君斩蛟救人,各有事迹。

这一门下群体都是魏晋江左人物,行迹在江西;后世陈靖姑的法脉是闾山系统在远处继承其教法,并不是十二真君中有人进入福建开坛说法。

许逊法脉门下可以考知的情况就是这样,并没有与闾山九郎并称;九郎既然不在真君门下的名目中,那么二者本来就不是一个人,从其传承群体也可以互相证明。

传度仪式中的进郎

进郎位在传度仪式中的位置,也应当加以说明。法师初学时,先修习基本科法,经过传度登记入册;修行有效验、德行相称的人,再由高功主持考法,按照次序进郎位,授予相应的法称和行法权力。

郎位有高低,晋升有快慢,都以功行和考核为准,不能越级追求。闾山九郎的名号,就是这套考核体系中较高的法位。

九郎是通过考核获得的法位,是制度性、可以重复授予的名号;许逊是独一无二的历史真人。用可以授予的法位去充当特定真人,在制度上就说不通。

道统与法统之辨

讨论这个问题,必须厘清道统和法统两个概念。道统关系到教义和神圣渊源,所尊的是道、是经典、是教主;法统关系到行法的权柄和传承的世次,所凭借的是传度、奏职、师承。

闾山尊许真君,重点在接续道统,使教法有神圣和伦理的宗主;它传度各位郎神,重点在维系法统,使行法有权、世次有序。

许逊的尊奉属于道统层面的接续,九郎的位置属于法统层面的品级;把后者当成前者,是把道统混同于法统。明白两个层面,才知道尊真君不必合并九郎、传九郎也不必怀疑真君。

师传口授与文献缺载

有人会问:九郎既然是古代传承,为什么正史和《道藏》没有专门条目?这需要明白民间法教的传播特点。闾山科法在乡里之间施行、在坛门内部传授,重视口授而轻视著录,其法神名号大多保存在手抄科书和行法咒文里,不在官方正史和官修《道藏》的收录范围。

所以,名号记载的早晚和显隐,取决于传播方式,并不取决于法的有无、真的高低。白玉蟾语录偶然保存了这个名字,已经是难得的早期旁证。

文献没有记载,不妨碍它是旧有传承,正如科书有文字也不等于它就是正统;判断源流,必须把文献性质、传播方式和名号制度合在一起看,只抓住一端都不足为据。

斩蛟与斩蛇:除妖叙事辨

许逊斩蛟和闾山斩蛇是两类除妖叙事,应当放在一起比较辨别。真君所斩的是江左蛟蜃,属于水患的象征,用铁柱镇压,叙事在赣水流域;闾山所降伏的是山岭蛇蟒,陈靖姑有斩蛇的事迹,张五郎、法主公也多有降蛇之举,叙事在闽地的山泽。

两类叙事各有其所对应的灾害、地域和镇服方法,反映了农耕社会对水患和山泽之害的不同应对。后世闾山把杀蛇、斩蛟连在一起说,是把真君斩蛟的叙事并入了本门斩蛇的法脉。

斩蛟是真君的事迹,斩蛇是闾山的事务;连在一起称呼、一起奉祀是可以的,但根据连称就说真君就是九郎,则不可以。叙事可以互相涵摄,人物不可以互相混淆,这就是界限。

借名立教:民间法教通例

从宗教社会学的通例看,民间法教借名号来建立教法,并不只有这一例。地方行法传统往往援引已经具有崇高地位的神仙祖师作为名号,用来表明渊源、树立威信、方便传习;所借的是名号,所行的是道法,名与法之间有合也有分。

闾山奉许真君为教主,就是这一通例之一:借真君的名号来表明正统,行闾山的道法来救济世人。明白它是借名,就知道九郎是其本法的神、真君是其借尊的祖,各自回到本位。

借名立教是传统社会宗教整合的常态,并不妨碍教法的真实;需要辨明的是,不让借名倒变成本名、不让后来尊奉的神冒充最初的祖师。这样,既保全了尊奉的诚心,也弄清了源流的事实。

称谓的审慎

明白以上道理,学者在名号称谓上应当保持审慎。读科书、对神图、参考俗说时,要知道哪个名号是法位、哪个是真人、哪个是后来的合称,不根据一个名号轻易下判断;遇到两个名号相关涉,先考察文献的先后和制度的层位,再确定是分是合。

这不只是研究闾山应当如此,也是读道书、辨宗派的一般方法。名称端正,言说才顺当;言说顺当,教法的事实才能弄清。

审慎并不是含糊,而是以证据为归宿;本文断定九郎、真君为两个人,正是审慎考核之后的明确判断,并不是故意要分别彼此。

万寿宫商路与真君入闽

许真君信仰进入福建,有它的社会路径。许逊从唐宋以来,同时是江西的乡土神、水神和商旅保护神;江西商人所建的会馆大多以万寿宫为名,奉真君为香火依托,随着商路遍布东南各省,福建也有很多。

商路到达哪里,真君的香火就跟到哪里;闾山道坛与江西会馆、商路网络在地方社会相接触,尊奉真君为教主,就有了现实的信仰依托和社会条件。况且闾山主水、崇尚阴,真君以镇水治水而闻名,二者在对水的信仰上最为契合,尊奉时容易因为水德而牵合到一起。信仰的传播往往遵循这种人事往来和地理相接的便利,不一定都出于教义内在的必然;所以考察两个系统合流的原因,应当先寻找社会历史方面的缘由,然后再讨论名义的分合,才不会流于空泛。

真君进入闾山,可以沿着商路、会馆、移民的踪迹考察,是跨地域传播的结果,而不是真君本来就在闽地山中。弄清传播的路径,挂靠的事实和尊奉的诚心,就都能得到一个历史的说明,事情其实很平实,不需要刻意求深。

教主与法主之分

名号辨清之后,还要端正位号。闾山坛场中,教主和法主本来就有分别。教主是道法所宗仰的对象,崇奉许真君,取他忠孝和斩蛟的正统;法主是行法的宗师,临水夫人陈靖姑实际主持其事,掌管妇幼护产各科。九郎则是传法的郎位法神,位置在更早的巫法层面。

教主用来说明道统,法主用来施行教法,法神用来传法度人,三者各管一件事,合起来构成闾山的尊奉体系。

把教主、法主、法神分开定位,许真君、陈靖姑、闾山九郎就各得其所;后世把九郎并到真君名下,是把法神和教主混为一体,位号一乱,传授的次第就讲不清楚了。

诸脉的统摄

从法脉统摄来说,闾山所包含的不止一个系统。三奶夫人的教法主要流行于闽台,法主公一系兼行各科,张五郎和梅山武法也并入其中,郎位诸神分别掌管法事。各系统来源不一,但都统属于闾山坛场。

统摄的关键在师承和传度,而不在所奉名号的异同。一座坛场可以同时供奉各位神真,诸真并立而法脉自然为一。

闾山的正统,在于融汇各系统而用道法科范加以统一,并不在于某位真人专属。明白它统摄之广,就更能理解九郎不必是真君、真君也不妨作为教主的道理。

内炼与科仪

教法的实质,仍然归结到内炼和科仪。《玉皇心印经》说:「上药三品,神与气精。」行法者以精、气、神的炼养为根本,以科仪符法为功用;内炼有了主脑,外在的行法才不落空。

科仪按照事务类别设立科目,文场的章表、武场的罡诀都有次第;但科仪可以重视却不可以依赖,真正可以依赖的是诚敬和内炼。

判断闾山的真伪,要以师承和内炼为依据,而不是以名号的对合为依据。九郎、真君的称呼可以随时代、地方而变化,内炼的法度则有经典依据和师承;放弃根本的实证而去争论名号,算不上真正懂得道法。

传度奏职与字辈

法脉确定次序,靠的是传度奏职和字辈。想要进入法门的人,要拜师、传度、奏职,上表登记入册,授予法名和法器;字辈一个字代表一辈,用来纪世次、辨师承。本门兼承净明字辈,世次清楚。

这套法脉实证与郎位法称并行:郎位确定行法的阶次,字辈确定传承的世次,奏职确定行法的权柄,三者都有文牒和师承。

闾山内部的分宗定序,凭借的是传度、奏职、字辈,而不是九郎、真君名号的离合。以此为标准,法脉的真伪可以考定,不必等到名号之争就自然清楚。

当代传承与正信

今天看待闾山,应当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框架下。陈靖姑信俗已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张圣君信俗列入省级,古田临水宫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并成为两岸交流的纽带。保护工作重视的是它活态的传承和历史脉络。

就名号而言,正信的态度是尊奉有来历、考辨有依据:既尊真君为教主,也知道九郎是旧传的法神,不用混称扰乱它的源流。

保护和研究都需要分别对待。属于正常宗教信仰和民俗传承的,依法予以尊重、引导到正信;借名号从事敛财、迷信活动的,不属于正常宗教活动,应当辨别并远离。

分类施策与研究限度

由此可以明白分类施策的含义。闾山之学应当区分宗教信仰、民俗传承、学术研究和商业传播几个方面:信仰的人尊其教,传承的人守其法,研究的人考其实,传播的人慎其辞,各自守住分际,不互相越界。

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,也有它的限度:文献有缺失,田野有局限,名号有流变;结论必须标明证据和范围,不用一个地方概括全部地区、不用晚出的说法冒充古代的原貌。

本文辨明九郎、真君为两个人,所依据的是早期文献没有合称的记载,以及郎位制度的实证;所不否认的,是后世尊奉真君为教主这一教法事实。分限清楚,才能避免偏失。

名实归正

综合以上考察,闾山九郎与许逊、许真君本来就是两个人。九郎是南方巫法郎位上传法的神,见于南宋白玉蟾的记载,“郎”是法位,其次序可以考知;真君是晋代有完整史传的净明祖师,行迹在江西,早期仙传不涉及九郎。古代文献从未记载两个人是一个人,把他们合到一起,是后世闾山追求正统、道教化过程中的攀附,其间又有同姓相混和神图置换,于是形成了晚出的说法。

以辩证的态度对待:尊奉真君为教主,是闾山形成道统之后应有的恭敬,不因为考辨而废弃;还原九郎为法神,是名实归正应当弄清的源流,不因为尊奉而埋没。学者由此理解闾山教法层层累积的缘故,遵循师承、致力内炼、守持正信,使法脉的传承源流清楚、体用不缺。这才是本次考辨的本意。

闾山派教法名实考:红头乌头说辨误

缘起与问题:一个被沿用的分类

近代论闾山者,多以红头、乌头,一作黑头,两大类括之,谓红头主阳事吉庆,乌头主阴事度亡,俨若闾山内部本有两支对立的宗派。此说流传日广,几成定论,亦常为网络文章与视频所沿用。然以学术方法衡之,此一分类是否合于闾山自身的传承实际,是否具有教派史的依据,尚须重新考辨。

本文问题意识即在于此。红头、乌头之名由何而起,所指为何,在何种范围内有效,又在何种意义上被误用;厘清这些问题,既是为闾山正名,也涉及民间宗教研究中分类方法的一般限度。

名实先正:闾山是教法传统

辨分类先正名实。闾山是宋元以来在闽越巫文化基础上形成、以行法为特征的南方民间道教传统,尊许真君为教主,以师承、坛班、字辈与传度奏职维系其法脉。就其内部而言,法脉延续依于师徒授受,科仪施行依于事类场合,并不存在以服色为界、各专生死的两大对立宗派。

辩证言之,「派」的成立须有独立的师承谱系与教法边界,「类」的归纳则只是研究者就外部特征所作的概括。以服色、事类近似而分为两类,是外在的功能描述;若进而执此两类为闾山内部的两大支派,便是将描述性的分类实体化,以研究者的概括代替传承者的自我理解。名实一乱,教法之真遂隐。故讨论闾山,首须区分两套标准:一套是传承者内部用以定世次、明师承的法度标准,一套是研究者外部用以便叙述、作比较的分类标准。前者为其实,后者为其便;以便害实,则学理与传承两失。

研究方法与文献依据

研究闾山,文献与田野须相辅而行。就文献言,南宋白玉蟾《海琼白真人语录》已明载闾山九郎诸传法之师,谓盘古、灵山、闾山诸巫法「其实一巫法也」,为考察渊源的早期依据;《道藏》《道法会元》等提供道法、科范与内炼的根本依据,府县志、碑刻、笔记与手抄科仪本保存坛场实态。就田野言,当代学者在闽、浙、赣、粤、台的调查,提供了活态的坛班制度与行法实况。

本文所据兼采二者。凡教义性论断,以道经为准;凡分类与源流问题,参酌中外学者研究,并以传承者的自我陈述与科仪场合的实际制度加以校验。

红头乌头语汇的出处

红头、乌头作为成套的分类语汇,其直接来源是日本据台时期的宗教调查。早期风俗调查已注意到民间从业者的装束差异,其后铃木清一郎《台湾旧惯习俗信仰》以专节论述,依头巾服色与所主事务,将台湾道士概括为红头师公与乌头师公两类,并提出红头度生、乌头度死的简明框架。

此一框架以易记的二分方式归纳复杂的从业者,便于调查与叙述,因而对后来的台湾宗教研究影响深远。须特别说明者,这一分类自始即是调查者就台湾一地所见作的外在归纳,其对象是当时台湾的仪式从业者整体,并非据闾山内部的师承谱系而立。明其出处,方知其适用范围本有限度。

分类框架与其所指之人

铃木清一郎所述的分类,以度生、度死为纲领。度生指对生者施行的仪式,含祈福平安与驱邪押煞;度死指对亡者施行的丧葬功德。其说谓乌头专办度死,红头专办度生,区别即在于此。

考其名称由来,乌头所指为传统道士。道士蓄发挽髻,髻色为乌,戴冠行法,故有乌头之称;红头所指,则多为以红巾裹头、行驱邪押煞诸法的闾山法师。香港青松观所刊《台湾当今的道教宗派——兼论红头乌头、道法二门》一文,据其在福建的多次田野指出,红头、乌头原是分别指称闾山法师与传统道士,二者本属不同身份,并非同一教派内部的两支。此一考订,已从名称所指上动摇了闾山分红头乌头两支的说法。

刘枝万的分类与道法二门

铃木之后,台湾宗教研究大体沿用其框架而有所修正。刘枝万《台湾的道教》将民间仪式从业者分为道士、法师、灵媒三类,以传统道士为道门,以闾山等红头法师为法门,又据头巾分为红头、乌头,并就台湾南北提出分布界说。其三分较铃木二分更为细致,灵媒一目亦注意到童乩、尫姨的存在。

然前述青松观之文据田野核验,指出刘氏以一溪为界、北红头而南乌头的分布说并不合于实况,红头乌头在台湾往往混居;又谓红头主吉、乌头主凶的断制亦与事实相违,传统道士吉凶诸礼皆行,闾山之外另有兼行度亡的法脉。至于将法师所宗牵合为通俗小说中的神祇,更是采及传说,未足为据。

辩证言之,刘氏分类在保存台湾从业者类型方面有其贡献,然其框架仍未脱日据时期二分窠臼。分类愈整齐,与活态坛场的参差之间距离愈大,此为以静态范畴范围动态传统所难免之弊。

因袭中的两层放大

尤须辨者,是红头乌头说在流传中的两层放大。一层是地域的放大。该分类本据台湾一地、且主要是现代田野所见,闾山实际分布则跨闽、浙、赣、粤、台多地,各地坛班服色、事类与组织不尽相同;以台湾局部称谓例闾山全域,是以偏概全。

另一层是性质的放大。调查者所谓红头乌头,原是对从业者的功能性辨识,重在头巾与所行法事;后世沿用,渐由人行某法时的装束凝固为某人属于某派的身份,再由两类身份推为闾山两大宗派。功能性的场合之别,遂被叙述为结构性的教派对立。

近世网络传播更强化此一趋势。简明二分易于制作、便于传播,遂被反复复制,乃至出现以红头黑头分领阴阳、各司生死的整齐说法。此类叙述与传承实际相去渐远,学者引用尤须审慎,不宜以流传之广反推其真。

辨服色:巾服随事类而换

今正言服色之实。道门行法,巾服本有事类之分。行吉庆、驱邪押煞之礼,多以红巾红裙为饰,取其阳、其明;行度亡、荐拔之礼,则易青、玄之色,取其静、其肃。此为坛场礼制,服务于仪式的象征秩序。

关键在于,巾服随所行法事而更换,非某人终身固定的标识。同一法师,今日为人家行祈福驱邪之礼则裹红巾,异日为其家行度亡之礼则换青服;所换者衣,所守者法,师承坛班并不因此而分。田野所见,闾山法师多能依事类易服,恰如法器依节次取用,皆为行法之资。

辩证言之,服色可作辨识事类的外在征候,不可据以划分宗派。以穿衣颜色之别而立教内两支之名,是见其外而遗其内、据其迹而失其本。真正的分宗依据,在师承谱系与传度字辈,不在巾帛之色。

辨事类:度生度死非两派专掌

再辨事类。闾山所行,大要不外度生与度死两端,祈福、禳灾、驱邪、护幼属度生,丧葬、荐拔属度死。然事类可分为二,行法之人与所承之脉并不因之而二。

据福建田野,历史上闾山本以祈福驱邪诸吉事为常,度亡之礼另有专脉;诸脉在地方社会并行而互摄,传至台湾,因空间与人员所限,渐汇归于闾山名下,由是闾山所摄法事益广。传统道士则礼斗延生、荐拔度亡,吉凶诸礼兼行。可见度生度死并非两类人的固定专掌,而是同一仪式传统依场合所行的不同科目。

辩证言之,以红头专度生、乌头专度死为截然界划,既不合道士兼行诸礼之实,亦不合闾山汇摄诸法之实。事类区分是科仪层面的纲目,不是教派层面的分界;混此两层,遂生误断。

辨名相:主位认同与客位分类

由方法上总结,红头乌头之辨牵涉主位与客位两种视角。客位分类是研究者站在传统之外,依服色、事类等可观察特征作的归纳,便于比较与叙述;主位认同则是传承者据师承、坛班、字辈与传度制度形成的自我归属。

闾山传承者的自我理解,系于某坛某师、某字辈某法脉,其分宗立派有自身法度,并不以头巾颜色自别。研究者的客位分类若不返勘主位认同,便易将外在标签误当内在结构。严谨做法,是以主位法脉谱系为本,以客位功能分类为参考,并自觉标明后者限度。

辩证言之,分类本为认识之器,非实在本身。承认红头乌头在特定区域、特定层面有描述之用,而否认其为闾山内部的教派分宗,方为实事求是。此一辨,正是学术严谨性所在。

辨源流:台湾闾山是诸脉汇归

辨源流,则台湾闾山的形成尤能说明问题。福建一地,历史上巫道结合的法脉非止一端,闾山而外,梅山、法主公及若干主行度亡的传统并行,各有服色科书。诸脉皆以术法为重,所用龙角、铃刀、索、剑等法器多相通摄,本有合流之势。

自福建传至澎湖、台湾,因新辟之地空间有限、从业人数不足,诸脉渐汇归于闾山名下,统称小法。前述青松观之文明确指出,台湾闾山已综合多种法脉而成,其以红巾为外饰,故被调查者称为红头;所谓红头,并非闾山内部某一支,而是汇归之后的整体外观。

辩证言之,台湾闾山是多源汇归的结果,其形成方向是由多而一,而非由一分为红头乌头二支。后世倒果为因,据其外观差异反推闾山本有两支,于源流不合。

道法二门的地域差异

与红头乌头相涉,台湾尚有「道法二门」之说,亦须辨明。据世界宗教博物馆「道与艺合」特展所示,台湾道教南北传统有别:北部正一派标榜专门吉事,只作红事不作白事,有「道法二门」之称;南部灵宝派红事白事皆作,俗称「乌红搭」。

此一记载表明,服色与事类的搭配,是依地域、祖坛传统而异的行业惯例,并非闾山内部的固定制度。北部之专吉、南部之兼吉凶,差异在坛班传承与地方需求,不在教派高下;其所谓红、乌,是就所行之事的俗称,而非两支闾山的名号。

辩证言之,道法二门、乌红搭等语,描述的是台湾道士行业内部分工与地域差异,属功能与行业层面现象。以此类语汇为闾山分宗根据,是错认范畴。行业分工可随时地调整,教派谱系则须有师承实据,二者不可混同。

巫觋之根与巫道合流

辨误既明,还须正面陈述闾山教法之实,以见其渊源有自。闾山深层根基,在闽越古巫文化。闽地自古重巫尚鬼,巫觋以歌舞降神、以术法事神,构成地方信仰底色。

两宋以降,正统道教南传,与地方巫法相涵化。巫法得其科范而归于雅正,道法得其坛场而落实于民间,二者合流,闾山由是成型。白玉蟾所谓盘古、灵山、闾山诸巫法「其实一巫法也」,既指出其同源,也说明闾山与南方诸巫法本属一气,非可简单以服色割裂。

辩证言之,闾山正统性不系于外观整齐,而系于其道法渊源与师承法度。巫而合道、俗而归正,正是民间道教成脉常轨。

道法南传与闾山成型

道法南传,有迹可考。汉晋之际,北方道士屡有入闽者,道坛渐立;唐宋两代,正一、灵宝、天心诸法随移民与官员南播,雷法、符法、章醮之术盛行于东南。闽地山川险阻,巫风素盛,南传道法在此与地方传统深度结合。

闾山于宋元间渐成体系,以坛场行法为组织形式,以传度奏职为入法门径,以科仪、符法、内炼、武法为教法内容。其神圣空间传在江州廬山,科本或泛称水府洞天,皆为信仰世界中的法源所在。

辩证言之,闾山形成是长时段、多源汇融的过程,本无由某一服色划开的整齐源头。强分两支,反失其汇融之实。

教主与法神

就神系言,闾山所尊层次分明。其最高归向在太上之道,崇奉三清、玉皇;其教法之祖,为许逊许真君。许真君斩蛟治水、忠孝成仙,净明一脉尊为祖师,闾山亦同尊为教主,道法授受皆溯源于此。

闾山九郎为传法之师,南宋文献已见其名;三奶夫人以临水夫人陈靖姑为首,掌妇幼保育之法;法主公、张圣君、张五郎诸神圣,分领驱邪、镇境、武法诸职。诸神圣各有司职,共成闾山护法体系。

辩证言之,闾山神系整合,反映诸脉汇归、同尊教主的法统,而非两支对立。其分殊在事职,其统同在法源;以服色横分,反昧于神系内在统序。

三奶夫人与妇幼教法

三奶夫人以临水夫人陈靖姑为尊,林九娘、李三娘并称。陈靖姑祈雨、护产、收妖,为妇幼保护神,其信俗以福建古田临水宫为中心,遍及闽台,二〇〇八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三十六宫婆姐分掌司花、送子、护幼诸事,构成完整妇幼神系。

闾山行于妇幼者,有安胎、催生、过关、收惊、度限诸科,皆属度生吉事。此类法事,正是以红巾为饰的场合。可见红巾所标是事类而非教派;行护幼之法而裹红巾,与他场合易服,同属一坛。

辩证言之,三奶教法是闾山度生诸科的重要组成,并非独立于闾山之外的红头一派。以三奶当红头、以法主公当黑头而强分两宗,是把同一法统中的不同事职割裂为对立宗派。

法主公与张圣君

法主公以张圣君,讳慈观,为尊,或合萧、章二圣君并称三圣君。张圣君于福建德化石牛山得道,掌驱邪、镇境、祈雨诸事,其信俗流播闽中、闽南与台湾,二〇一七年列入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法主公行法刚猛,亦兼及度亡,故近世有以黑头名之者。然就法脉言,法主公本是闾山汇摄的重要一脉,与三奶同属闾山法统,所异在事职,不在宗派。台湾闾山既综诸脉,法主公之法即在其中,非闾山之外别有黑头一派。

辩证言之,以法主公为黑头、专主度亡,既不及其镇境祈雨诸吉事,亦昧于其与闾山的统属。事职侧重不等于教派分立,此与三奶之辨同理。

张五郎与梅山武法

张五郎为闾山、梅山共尊的翻坛祖师,传为狩猎之神、武法之祖,形象多作翻坛倒置之状,象征交感之法与翻坛改运之力。梅山教以山岭狩猎、武法驱邪为特征,与闾山在闽粤赣台长期互摄,法器、科仪多相通。

武法而外,闾山尚有兵马之法,分营立寨,召将遣兵,用于镇境、驱邪、护坛。此类武场法事,装束或随事而异,然皆统于同一师承。

辩证言之,张五郎与梅山法脉并入,是闾山多源汇融的又一证。其与闾山关系是合流统摄,而非以颜色对立的两支。见武法之异而谓有黑头一派,仍是以事类当宗派。

内炼为根本

闾山虽以坛场行法著称,其根本仍在内炼。《玉皇心印经》云:「上药三品,神与气精。」法术之灵,以行法者自身精气神的炼养为根基;内炼不足,则外法无主。

故真修重存神、炼气、守一,辅以戒律德行。科仪符法为外用,内炼德行为内养,内外相资而后法立。此为道法通义,闾山不能外。

辩证言之,判闾山正邪真伪,当以师承内炼为准,不以巾服外观为准。服色可随俗因事而变,内炼法度则有经据师承;舍内炼而争服色,是逐末遗本。

坛场、传度奏职与字辈

闾山维系法脉,有其制度。坛场为行法与传法之所,法师于坛中设像、安炉、立将。欲入法者,须经拜师、传度、奏职诸节,上表登籍,授以法名、法器与法职,方为门内正续。

字辈为世次纲维。本门兼承净明法统,依净明字辈排定世次,一字一辈,使师承先后厘然可考。法脉真伪,以字辈、奏职与师承相印证,不待服色而明。

辩证言之,传度奏职与字辈谱系,才是闾山内部分宗定序之制。凡此皆有文牒、有师承、有奏职,非如服色之可随时更换。以此衡之,红头乌头之不属内部分宗,益为明白。

科仪事类与文武场

闾山科仪依事类立科,各有节次。祈福禳灾有建醮、谢平安、做三献,驱邪押煞有安胎、起土、竖符、补运,护幼有关、度限、收惊,度亡有丧葬、荐拔。文场重章表诵唱,武场重步罡踏斗、操法器、行武法,文武相济以成一坛。

科仪之行,本为敬神行法、济度生人亡者。然行之既久,若徒存排场、务为观美,而无内炼与诚敬以主之,则科仪易流于形式。故科仪可重而不可恃,所恃者仍在行法者德行与内炼。

辩证言之,科仪事类繁富,是闾山摄法日广的表现;事类虽分,行之者同坛同脉。以事类之别立教派之名,正起于见科仪之异而忘法脉之一。

法器与服色制度考

法器与服色为坛场制度两端,可合考之。闾山法器,龙角用以召神,铃刀、索、剑用以驱邪,印、令、笏、炉用以申表行令;其物虽众,皆依科节取用,非身份固定象征。

服色亦然。红巾、红裙用于吉庆驱邪,青玄之服用于度亡荐拔;巾服意义由所行之事而定,故同一法师可随场合更换。此与传统道士吉凶皆做、依礼易服之制相通。

辩证言之,法器服色皆为行法之资,其制度属仪礼层面,不构成教派分宗依据。考明此节,则红头乌头之实为场合服色,已无余疑。

流播四方与跨海传承

闾山法脉流播跨山越海。其法本出自闽地,渐及浙南、赣东、粤东,明末以来随移民东渡台湾,亦播于东南亚华人社会。各地坛班因应地方社会,服色、事类与组织各有调适,然皆以闾山法脉相标识。

就本门传承言,法脉可溯江西,传入福建,明末有龚康大郎随郑成功大军渡海开台,于台南安营立寨,本门即此一脉递传;其后历吕法标、叶法财诸师,手抄法本每页落款弘法院叶法财,为法脉存续与回传大陆的实物之证。

辩证言之,法脉流播主线是师承相续、由闽而台而返大陆,并非两支并行。谱系有文可据,服色随时而变,二者轻重不辨自明。

网络成说的形成机制

由学术史反观网络成说,其形成机制可得而言。日据调查立二分框架,台湾学者因袭整理,本属学术内部概括;近世内容传播兴起,简明红头乌头二分因易于理解、便于制作而被大量复制,并被添上红门武法、黑门阴法、生归三奶、死归法主等整齐配套。

此一过程,是把研究者客位范畴误作传承者主位结构,又把场合性服色误作终身性教派身份,层层叠加,遂成今日通行之说。其叙述愈整齐,去活态坛场实际愈远。

辩证言之,辨此非为责人,乃为明学。学术研究须自觉区分文献依据、田野实况与通俗叙述,不使后出整齐框架遮蔽先在传承法度。

称谓考:师公、法师与小法

与红头乌头相涉,民间对从业者本有一套自称称谓,须加厘清。闽台俗称行法之人,有师公、法师、法官、道长、小法诸名。师公为通称,取其师而公之之义;法师、法官重其行法奏职之身;小法则多指闾山所传、以武场驱邪为业者,对道士而称。

此套称谓的区分,重在身份与法职,且多由传度奏职而定,与头巾颜色并无对应。红巾只是行某类法事时的装束,行法者正式身份仍以其法名、法职与所属坛班为准。

辩证言之,民间称谓虽杂,其内在标准仍是师承与奏职,而非服色。后世以红头乌头统括诸称,反把一套以法职为纲的称谓简化为以颜色为纲,宜其不合于传承者的自我理解。

童乩降神与灵媒归属

红头乌头分类中,另有灵媒一目,亦须辨其归属。童乩以降神附体、代言行事为特征,尫姨则多主问事、度幽。铃木清一郎将此类归入红头,刘枝万别立灵媒一类。

据闽台田野,童乩所行退驾、安辇、敕符、操法器诸术,皆在闾山科法之内,其护坛、行法亦受法师节制,本属闾山教法所摄。灵媒并非立于闾山之外的第三系统,而是闾山坛场中一种特定行法角色。

辩证言之,将童乩强分独立一类,或据服色别为红头,皆未究其与闾山统属。角色可以分设,法脉仍然同一;此与红头乌头不属分宗之辨,正可互明。

神圣空间:闾山所在

闾山一名,兼指法脉与神圣空间。民间传说闾山在江州廬山,其境或传在水府洞天、云雾所封;学道者须由祖师接引、破关而入,方能得法。此类叙述以空间意象表征法源神圣与入道阶次。

霍童山在闽东,道教有洞天之称,与闾山法源传说相涉;坛场之中,则以香炉、水碗、案榜象征闾山境域,行法时于坛内重立法界。神圣空间不在远方,而随坛场之设而显。

辩证言之,闾山神圣空间是信仰与科仪建构的法界,其传承仍依师授,非可由外观服色推知。明乎此,则知闾山之真在法脉授受,不在颜色名号。

步罡踏斗与诀法

闾山武法,以步罡踏斗、手诀口诵为要。行法时按斗位、卦位移步,配合手诀与口诀,用以召神、驱邪、布炁;罡步所法为天象与方位之序,诀法所传为召摄行持之节。

此类术法须经传度方授,且与内炼相表里。步罡者以自身之炁合天地之序,手诀口诵皆神炁之用;无内炼与师承,则步诀徒具形迹。

辩证言之,武法装束虽或随事而异,其法仍统于师承。见武场衣色之别而谓有黑头一派,是知其形迹而不知其法度。

戒律德行之基

道法之传,以德行为先决。《太上感应篇》明祸福善恶之应,《北斗经》言持经拜斗、消灾集福,皆以戒行、心诚为基。闾山收徒传法,先观其德行与心志,而后及于术法;德行不立,虽习诸法,亦难正用。

故入道之始,即教以持身、敬慎、忠孝、济人诸德,科仪术法皆在此前提下传授。分类施教,亦以各人根器与德行为准,非以资费为高下。师之择徒,先此而后术;徒之择师,亦观其德行而后从。法之本身无分邪正,用法者则有邪正之别;故德行不徒为修身之要,亦为术法得以正用、不致滥传之根本保障。此义不明,则一切分类皆失其准。

辩证言之,德行戒律为各派共遵之基,服色则末节。以德行师承衡宗派,则闾山之正有实据;以巾服颜色分宗派,则正统之义反晦。

海外汉学的闾山观察

闾山研究亦为海外汉学所关注。施舟人、劳格文、丁荷生等学者在台湾、福建的长期田野,重视地方道坛、仪式文书与社区网络,揭示闾山一类法教在地方社会中的组织与功能。其研究多以坛班、传承与仪式结构为分析单位,而非以服色二分。

此类研究表明,欲把握闾山,须深入具体坛班的师承与科仪传统;外在服色标签不足以反映其内部结构。海外学者的田野取向,与本文以主位法脉为本的立场相通。

辩证言之,国际学界的经验研究反证红头乌头二分的限度。方法上由具体坛班入,而非由整齐范畴入,方能近于闾山之实。

闾山与梨园傀儡

闾山坛场与地方戏曲、傀儡、傩仪关系密切。傀儡行中有戏神、坛神之奉,开台、祭煞多请闾山行法;傩仪以面具逐疫,闾山驱邪押煞与之相通。戏与法在地方社会本相为表里。

然须辨者,科仪之敬与戏剧之娱性质不同。科仪以行法济度为目的,有师承内炼主之;若去其实而徒存唱做,便与演戏无别。真法不在唱戏,正辨此界。

辩证言之,闾山可摄戏曲傀儡为用,而不可使坛场沦为表演。判其得失,仍在有无师承内炼之实,不在装束场面,此与服色之辨同归。

传法层次与秘授

闾山传法层次分明,非可躐等。初学先授基本之法,明阴阳干支、习坛规事类,潜心筑基;历阶而进,德行与功夫相副,方渐次授以符法、罡诀、兵马上层诸法。其秘要处皆由师于坛内亲口传授,所谓法不传六耳。

纸上法本只存形迹,符窍、火候、将兵调动之要不尽书于文,必待师承而明。故有书无师,犹得迹而失神;循序亲炙,乃为正途。

辩证言之,传法阶次与秘授是闾山内部法度核心。此一制度不因服色而异,亦不以红白分。以整齐二分观之,反不能见其师承之密。

过关度限与补运

闾山度生诸科中,过关、度限、补运尤为常见。民间以人生各年关、限、煞为厄,行法者设坛禳解,代行过关之仪,以消灾解厄;小儿则有关、度限、收惊,以护其成长。

此类仪式属吉事,行时多以红巾为饰。然同一坛班亦能依事主之请行他类法事,装束随场合而换。红巾所标,始终是事类而非宗派。

辩证言之,过关度限之盛行,最能见红巾的场合性质。以其常裹红巾而谓为红头一派,则于其兼行诸法、随事易服之实未察。

闾山与地方社会

闾山坛班深嵌地方社会。一村一姓的建醮、谢平安、祈雨、除煞,多由本地或邻境坛班承应,社区有头家、福首主其事,坛班依节次行法。法脉与宗族、邻里、庙宇网络交织共生。

在此结构中,坛班声望系于师承、灵验与德行,其身份以坛、师、字辈相标识,并不以服色自别。服色只在具体法事中被临时取用。

辩证言之,闾山的社会生命以坛班与师承为脉络,不以颜色为脉络。由地方社会实际观察,红头乌头二分尤见其外在与勉强。

三十六婆姐与司花送子

临水夫人麾下,有三十六宫婆姐,分掌司花、送子、保胎、护幼、教幼诸事。民间以花喻子嗣,宫苑中红白花卉分属男女,婆姐司其浇灌、移植;此一信仰将生育、保育纳入完整神灵体系。

幼儿有关煞、夜啼、惊啼诸况,皆请婆姐之法护佑,科仪属度生吉事,行时以红巾为饰。

辩证言之,婆姐之奉是三奶教法细化,仍在闾山一坛之内,非别为一派。其法事场合服色同样随事而换,不足为分宗之据。

灯仪、拜斗与斗堂

度生之礼尚有灯仪与拜斗。燃灯以象天光,礼拜北斗以消灾延寿、注福注禄;台湾有斗堂专行礼斗,以星灯、米斗、宝剑布置斗场,为信众祈安集福。

此类科仪重内诚与章奏,属传统度生法事,闾山坛班或自行、或与道士相配合而行。

辩证言之,礼斗灯仪与驱邪武法事类不同,装束亦异,然可同见于一坛。事类服色之异正说明其为场合之别,若据此强分两派,则一坛之内将不知凡几其派,其不可通明矣。

法本、科书与文牒

闾山传法,以手抄科书、符本为凭。科书载请神、行法、送神节次与咒诰,符本录符式、讳字、用法,牒札、申表则为行法时上达文书。此类文本多由历代法师手抄递传,落款以识其源。

然文本只存法度之迹,运用之妙存乎师授。同读一书,有师者能续其神,无师者徒摹其形。

辩证言之,法本科书是师承辅证,非师承替代,其形制不系于服色。以法本落款、字辈、奏职相印证,闾山法脉方厘然可考,非红头乌头之类外在标签所能范围。

当代传承与非遗保护

今日观闾山,当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宗教信仰自由框架之下。陈靖姑信俗、张圣君信俗等已列入相应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古田临水宫等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并为两岸交流重要纽带。保护传承,重在尊重其历史脉络与活态制度。

就法脉自身言,师承、传度、字辈、内炼、科仪皆有法度,服色不过依事类而用。欲识闾山之正,当考其谱系、观其内炼、察其德行,不宜为红头乌头外在标签所囿。

辩证言之,保护与研究皆须分类施策。属宗教信仰与民俗传承者,依法尊重、引导正信;借闾山之名行敛财、迷信之实者,不属于正常宗教活动,应加辨别。分类既明,保护与规范方各得其宜。

名实归正与正信正行

综上所考,红头乌头本是据台湾一地、以服色事类辨人的外在称谓,其源出于调查者客位归纳,其用限于功能与行业层面;闾山内部分宗定序,则依师承、传度奏职与字辈,服色随所行法事而更换,并非两大对立支派。以红头乌头为闾山分宗,是以俗称乱法统、以局部概全域、以功能分类冒谱系分类,于学术为不严谨,于传承为非其实。

学者有志于闾山,宜以经史为据、以师承为归、以内炼为本,于易混之名相逐一辨析,于通行之成说追问其据。名实归正,而后教法之真可明;真修相续,则闾山一脉不因外在分类之歧而失其统。此为考辨本意,亦为正信正行所在。

闾山教源流考:闽越巫法、神系科仪与闽台传承

名实之辨:闾山、闾山教与闾山派

「闾山」之名,不见于《正统道藏》所列正一、全真诸大宗派谱系。考其实际,闾山并非与正一、全真并列的统一大教,而是宋元以来南方正一符箓传统在地方社会中民间化、法教化所形成的仪式传统。学界多称之为「闾山教」「闾山法」,民间亦有闾山道、闾山派、夫人教、王姥教诸称;闽台方言中又俗写为「吕山」「閭山」,与「廬山」音近通假;其地望实指江西江州廬山,详见后文地望考。

李黎鹤、李远国《论民间法教与闾山教的历史演变》指出,闾山派是在闽越巫文化基础上,宋元间于闽、浙、赣、粤等地形成的民间道教流派,尊许真君为始祖,以施行法术为主要特征,故又称法教。据二氏考证,「法教」初非专指民间宗教,汉唐间正一、全真诸大派亦曾以法教自称,唐宋新兴的神霄、清微、净明诸派更被径称为法教;明清以降,法教之名始渐为闾山、三奶、梅山等民间组织所专用。明乎此,可知闾山之法教与道教正统并非异教,而是符箓雷法传统在地方的延展。

辩证言之,「派」重师承宗支,「教」重仪式传统。闾山坛班分散各地,无统一祖庭与最高教团,故以「教」称其俗、以「派」系其传,二者并行不悖。判其性质,当察其所奉之神、所行之法、所据之本,不宜因其出自民间、行于乡里而轻加排斥,亦不宜不加辨析而与宫观道教等量齐观。

研究史与文献述略

闾山之有据可考,始于南宋。白玉蟾《海琼白真人语录》载弟子留元长问巫法,白玉蟾历数闾山九郎、蒙山七郎、横山十郎、赵侯三郎、张赵二郎诸传法之师,谓盘古法、灵山法、闾山法「其实一巫法也」。此为现存较早的直接记载,亦为后世判定闾山渊源的关键文本。

现代学术则以田野调查与文献整理并进。叶明生长年从事闾山教调查,先后成《福建省龙岩市东肖镇闾山教广济坛科仪本汇编》《闽西南永福闾山教传度仪式研究》《福建寿宁县闾山梨园教科仪本汇编》诸书,并与劳格文合编建阳闾山科仪本,厘清闾山教与梅山教的同源关系。王秋桂主持「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」,主编《中国传统科仪本汇编》《中国传统诀罡秘谱汇编》,系统刊布民间坛本。台湾方面,刘枝万致力法教研究,李丰楙、三尾裕子由道教文学与田野切入,林国平、彭文宇考闽台民间信仰;晚清卢公明《中国的社会生活》亦详记福州奶娘之俗。

海外汉学界亦贡献甚多。施舟人、劳格文、丁荷生等长期调查闽台道坛与仪式网络,将科仪本、庙宇组织与社区结构结合考察,推动闾山研究进入比较宗教学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。中外学者前后相继,使闾山由旧志中的方俗记载,转为可作系统研究的学术对象。

就史料层级言,《道藏》及唐宋道书提供教义与道法的源头,手抄科仪本保存坛场实态,府县志与碑刻记祠庙封赠之沿革,笔记小说与通俗文学见信仰传播之迹,田野调查则补文献之不足。五者互勘,方能去伪存真。本文所据,即以此为法。

法教与宫观道教之异同

闾山既属民间法教,其与宫观道教的异同须辨。就其同者言,闾山所奉高真、所用符箓、所行章表、所据雷法,皆出于道教正一、灵宝诸宗,传度奏职亦依道门制度,故属道教系统而非外教。就其异者言,宫观道教有固定宫观、出家制度与经典讲习,重诵经、修斋与丛林规矩;闾山则多在家法师,散居乡里,以坛为单位,应请行法,重符咒罡诀与实际服务,经典教义的系统讲习相对薄弱。

李黎鹤、李远国指出,闾山诸教自称有灵能、擅驱邪,而缺乏经典教仪的完整传承,极具民间自创自立的特性。此论点明其与宫观道教在组织形态上的差别。辩证言之,二者非高下之分,而是道教在不同社会层面的两种形态:宫观道教承载经典与制度的大传统,闾山法教承载道教在乡土日用中的小传统,二者互补,共同构成道教全貌。

学者又当辨,闾山法师虽多在家,其传度、法名、字辈、牒文皆有法度,与一般自封的师巫不同;判其源流,仍须以师承与科本为据,不宜见其行于乡里便与无稽之术等视。

巫觋之根:闽越古巫与南方巫法

闾山法的底层,是南方古老的巫觋传统。闽越之地,滨水负山,民风尚鬼好祀,疾痛不求医药而求巫,史志屡载。巫者交通人神、禳灾逐疫,其来甚远。古巫之职,在于降神、祝祷、逐疫、祓除;后世闾山法师所行,请神、驱邪、度亡、禳灾诸事,职分大致相应,源流可寻。

据白玉蟾所传,南方巫法有盘古、灵山、闾山三支,名号虽异,实为一系。闾山与湖南梅山教尤近,同属长江中下游南方巫法系统。梅山、闾山皆奉张五郎、五猖之神,符诀互见,足证其同根相生。辩证言之,闾山虽后纳道法,其驱邪逐煞、步罡行法之实,仍存古巫遗意;巫为其根,道为其干,离则两伤,合则一贯。此为认识闾山第一关键。

道法南传:道教在闽地的传布

道教入闽,历时甚久。据方志与道教史研究,西晋太康间泉州已建白云庙,后改元妙观;东晋末年卢循兵败,五斗米道余部流散泉州一带;南朝陶弘景曾南来寻访炼丹之地。是闽地道教,六朝已有根基,并非至唐宋始入。

闽东霍童山,一作霍桐山,在洞天体系中地位尤尊。《云笈七签·洞天福地部》载第一霍桐山洞,名霍林洞天,在福州长溪县;司马承祯《天地宫府图》列其为三十六小洞天之首,杜光庭《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》因之。一山而居洞天之先,见闽地道教渊源之厚。洞天福地之说,本为道教神圣地理,将名山纳入修真秩序;闽山居首,说明在道教空间观念中,闽地自有其尊崇位置,不得以边地视之。

唐宋之世,正一、灵宝、神霄、清微、净明诸派道法相继南传,科范、符箓、雷法渐备,与本土巫法相接。灵宝的章表科范、正一的法箓、神霄清微的雷法、净明的忠孝伦理,先后渗入地方坛场。闾山法之成,正立于这一巫道交汇的基础之上,故其神系兼有道门高真与巫法祖师,其科仪兼具符箓章表与步罡行法。

天心正法与雷法之据

闾山行法所以上接道统,可由天心正法与雷法见之。天心正法本于北斗、酆都之神,重符法考召,谭紫霄在五代已行于闽地,为闾山法所吸纳。考道法源流,天心、神霄、清微皆以雷法为用,认为雷霆为天地阴阳之气激剥而成,主赏善罚恶、驱邪致雨;法师行法,须内炼己气,上应雷部,方能感召。

《道法会元》为道法总汇,其中载雷法、罡诀、符章甚备,反复申明法之灵否系于内修与师传。其旨以为,符咒罡诀不过是器,所以行此器者在人,所以运此人者在气与诚。此一观念,正是闾山内炼外行说的经典依据。

辩证言之,闾山的驱邪、召将、祈雨诸事,并非孤立的民间伎俩,而有其道法统绪。北斗主掌造化与度人,雷部主司诛邪与赏罚,法师依科行法,即是将自身纳入这一宇宙秩序之中。明乎此,方知闾山法术虽繁,其理则一,皆本于道教气化与内炼之学。

闾山法的成型:巫道合流

闾山法何时成型,须由道法与巫法合流言之。唐末五代,闽地道教活跃。《新五代史》载闽王好鬼神道家之说,道士陈守元以道法见信;马令、陆游两《南唐书》皆载道士谭紫霄得汉天师符箓,自谓行天心正法,劾鬼治病多效。陆游《南唐书》谓谭紫霄从陈守元处得汉代天师符札,遂尽通其法。陈守元、谭紫霄所传,正是正一法箓与天心正法在闽地的流布,为闾山法提供了道法骨架。

入宋,南方新道派并兴,神霄、清微、净明各以雷法、符箓、忠孝立教,多被当时径称为「法教」。李黎鹤、李远国指出,此类法教重符咒罡诀,历代祖师多以「法」字取号。现存闾山、三奶诸坛,其法师法名如法生、法传、法开之类,正循此制。白玉蟾既于南宋明言闾山法之传,则至迟南宋,闾山已由分散巫法渐成有师承、有坛规、有科本的仪式传统。

辩证言之,闾山之成,非一时一人所创,乃古巫之实与正一道法长期相融之果。巫法供其驱邪行法之术,道法予其上章奏职之制;由巫而道,由俗而雅,层层叠加,遂成体系。后世但见其科仪繁、神系杂,而不知其每一层皆有历史来由,此学者所当明辨。

兼收并蓄:多元法脉的融摄

闾山在长期流播中,呈现兼收并蓄的品格。除正一道法与本土巫法外,历史上亦曾吸纳外来咒法传统,科仪中遂有灵山法一脉,与闾山法并存于一坛。诸家研究指出,民间道坛的科仪往往融合多元来源,正统宗教在地方转化之后得以延续,仪式之间既相互影响,又各自保持界限。

辩证言之,这种融合并非杂乱无章,而以本土巫法与正一道法为主干,外来成分多被吸收、改造,纳入既有的神系与科范,最终服务于驱邪、祈福、度亡的实际需要。理解闾山,须把握其以我为主、为我所用的融摄方式,既见其来源之多元,又见其主干之一贯。

以学术态度论之,对于历史上的交融现象,宜作客观描述与源流辨析,不宜以后世门户之见强为裁割;亦不宜因闾山曾摄纳诸家,而模糊其作为南方民间道教法教的基本属性。

地望考:江州廬山与沉毛江

闾山既是教名,亦指神圣空间,其地望当辨文献层位。现存最早出处,南宋白玉蟾《海琼白真人语录》仅注闾山「山在闾州」,未尝言闽江底。后世所谓闾山在福州闽江底、龙潭角,成套情节备载于《闽都别记》《海游记》《临水平妖传》等说唱小说,属晚出文学敷演,非古文献本然。

更早且更普遍的道坛表述则系于江西。诸地道坛于闾山衙皆称「江州府廬山正堂」「江州府廬山法院」;古代手抄法本于山名并不书「閭」,而书「廬」之繁体,作廬山。闽方言閭、廬音近,同名异读。方志为证,《龙岩州志》载曹四公往廬山学法,《宁洋县志》明言其法「传自闾山久矣」,是廬山即闾山。

与廬山相系之沉毛江,即古浔阳江州府所辖长江水域,亦即九江,为入山前必经险阻,建阳《宗祖本》、长汀连城《跳海清》皆载之。辩证言之,地望虽含神话,不宜执为舆图;然准科本、方志与手抄初文,闾山本与江西廬山渊源甚深,非福州闽江之谓。

教主与法神:许真君及诸郎

闾山教尊晋代道士许逊,即许真君、许旌阳,为教主。许逊斩蛟治水、除害安民,为净明道与闾山教共同尊奉。道教文化中心资料库指出,净明、闾山同尊许逊,同以斩蛇斩蛟事相标榜;所异者,净明后重伦理建树,闾山则朝科仪法术方向发展。

闾山坛中所奉法神,据白玉蟾所传及后世科本,有闾山九郎、蒙山七郎、横山十郎、赵侯三郎、张赵二郎等。闾山九郎为传法之神,诸郎名号,多与开山、行法、镇煞之事相系。此外,五营将帅、三元将军、护法元帅,皆在请神之列。神系虽杂,而以许真君为其源、以闾山九郎为其法,主次秩然。

学者当辨,闾山诸神多由历史人物与巫法祖师神化而来,神格的确立,每赖朝廷封赠与道门整理,非凭空而设。同一神祇,在道藏、方志、科本、小说中名号或异,须辨其源流主次,不宜见异名即误认为别神。

净明忠孝:伦理之根

闾山与净明道既同尊许逊,伦理上亦有相通之脉。净明道以忠孝立极,强调欲修仙道先修人道,以净明存心、忠孝行事为基。其经教主张忠孝为大道之本,人能尽忠孝,即是存心之要。闾山虽重科仪法术,然其传度择人首重德行,赏善罚恶、济世助人,精神与净明一贯。

就道法传承言,闽台部分闾山坛班沿用净明字辈排定世次,同辈同字,以示同根。字辈之设,不仅为记名,更寓教化:每一辈分所用之字,往往含道德、清静、法源、忠孝之义,使嗣法者顾名思义,由名以践实。

辩证言之,闾山之传,术与德不可分。有术无德,其法易流于邪僻;有德而术以济之,方为正法。考察闾山,若仅注目其符咒之灵奇,而忽视忠孝劝善的伦理内核,便是舍本逐末。

三奶夫人:陈靖姑与夫人教

闾山神系中,与民众关系最切者,为临水夫人陈靖姑。据《八闽通志》及诸家考证,陈靖姑生于唐代,籍古田或福州下渡,幼遇异人授以符箓,传曾学道于道士陈守元;能斩蛇驱妖、扶危济难,后因祈雨护民而殁,年二十四。吴任臣《十国春秋》详载其率弟子斩白蛇、受封顺懿夫人、赐宫女三十六人事。

历代褒封有绪。南宋淳祐间封崇福昭惠慈济夫人,赐额「顺懿」;元明累加,清代有天仙圣母、顺天圣母、陈太后诸称。陈靖姑与林九娘、李三娘合称三奶夫人,其派称三奶派,为闾山主流。民间相传三姊妹同赴闾山学法,得道后合力济世,故奉之为该派法主。

民间奉陈靖姑为救产、护胎、佑童之神,香火远播闽台浙赣及东南亚。叶明生比较临水夫人与妈祖,指出二者原属同一神班,历代因封赐有别而主从、神职渐生转换,关系微妙;将三位夫人同祀一庙,宋代已成风气。此说提示,女神神格并非固定,而随社会需要与道门整理不断演变,研究时当作历史的考察。

三十六婆姐与奶娘之俗

陈靖姑之外,其属神系统尤见妇幼保护之完备。相传闽王所赐三十六宫女,经陈靖姑以法炼度,死而复生,终成神道,即三十六婆姐。诸婆姐分司保育、催生、护胎、痘疹、收惊诸职,各有所掌,构成以陈靖姑为中心的生育神系。据调查,婆姐名号分布于闽中、闽东诸县,远及浙、粤,与各地妇幼习俗相应。

福州旧有「数奶娘」之俗。卢公明《中国的社会生活》记载,晚清福州供奉奶娘之庙,皆有三十六婆姐塑像或壁画;道士为儿童行过关仪式,必挂三十六婆姐图像。所谓过关,是模拟儿童度过成长中的关隘,借神佑以祈福;婴儿洗三、满月、周岁,亦多设夫人之位供奉。

此类习俗,清代以后更受通俗文学影响。《闽都别记》《临水平妖传》等以小说形式,将投胎、保产、护育及百花桥、三十六婆姐诸事串成体系,对统一各地传说、普及信仰作用甚大。辩证言之,文学所述不必尽为史实,然其反映的生育观念与护幼心理则真实不虚;闾山妇幼之神所以深入人心,正因其与民众最关切的生育之事紧密相依。

法主公:张圣君与三圣君

与三奶派并行者,为法主公教。其主神张圣君,又称张真君、张圣者,号慈观,南宋人。据闽清、德化方志及调查,张圣君于淳熙间在闽清金沙坐化,乡人以其躯塑像,建金沙堂奉祀;朝廷赐封「都天法主监雷三元普济大师」,明武宗正德间敕封「法主」,世称张法主公。

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所藏《法主公研究笔记》考其起源,认为法主公信仰发源于德化石牛山一带,宋末由地方神化,后经道士改造为地方性道教神祇,随移民与道士活动外传。张圣君与萧圣君、连圣君,一作章公,并称法主三圣君。因其主祈雨、佑农、护稼,民间奉为农业保护神。

法主公一脉的科仪兼涉凶吉,坛师服色尚青,与三奶派红巾主吉者相别。张圣君信俗(福州)已于二〇一七年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辩证言之,法主公由地方人物而道教神祇,再随移民广布闽台,其神化过程典型地呈现了民间道教造神、封圣、传播的一般路径,具有标本意义。

张五郎与梅山法脉

张五郎在闾山神系中地位特殊。叶明生指出,张五郎严格说是一尊巫教神,为闾山教与梅山教共有,龙岩、建阳、古田诸坛科法中地位甚高。其造像特征为双脚朝天、倒立而行,俗称「翻坛倒洞张五郎」,石雕、木雕、竹雕、泥塑及纸绘皆有。

道坛「五郎咒」述其身世,谓张五郎为青州人,幼年入山学法,艺成回乡,于龙虎山见黄樟树而立幡坛,以菜篮挑水,海水绕护,遂为翻坛之祖。龙岩《请法》科中,又分出和翻、解翻、游翻诸名,而以「海上翻坛张五郎」为主体。梅山教则奉张五郎为创教祖师,谓其传法于猎人,故梅山法又与狩猎、开山之事相系。

叶明生由张五郎及符诀比较,判定闾山教与梅山教同源南方巫系,历史上闾山法曾传入梅山,湘西科本中至今保留临水夫人、闾山九郎诸神及闾山符诀。辩证言之,二教各有坛场而神系相交、科法互摄,不宜强分畛域;张五郎一身系二教,正是南方巫法整体面貌的缩影。

身体与内炼:精气神为本

闾山法术的根本,归于内炼。道教以精、气、神为上药三品,认为行法之验不在外物而在身中。诸家研究指出,民间法教虽以外显科仪见长,然其真传仍重内修;所谓召将、兵马,多可收归于身中神气的锻炼,科仪文本与法师口述皆以内炼为行法之本。

就身体观言,道教以身为小天地,身中各有所主之神,丹田、脏腑、经络皆与天地阴阳相应。法师炼己,使神气充盈,行法时方能以我之气感通天地、召役神将;符咒罡诀,皆是此内炼功夫的外用与印证。

辩证言之,内行与外行本是一事。离内炼而言法术,易流为徒具形式的表演,甚至成为惑众之具;由内炼而发外用,则科仪为济世之资。此一辨,为闾山正法与流俗伪法的根本分际,学者尤宜着眼。

坛场与科仪:传度、法器与三科

闾山的组织,以坛为单位,以师承为纽带。坛班之主,俗称师公、法师;其职位之立,一依世袭师承,一依传度奏职。道教学者综述,法师须经特定「考法」授职,方能主持社区重大醮仪;南方诸地道坛高功,更有「进郎位」之举,闽东、闽南、浙南、赣南及畲、瑶诸族皆然,经高功或道会司测试认可,方得称郎。法脉以字辈排定,同辈同字,世代相承,法名则多以「法」字行;字辈以系代,法名以表法,二者宜分。

科仪范围甚广。综述其类,大别为幡科、斋科、法科。幡科为社区祠庙的公众祈禳,斋科以度亡、开光、庆典为事,法科则以家庭为单位,出煞驱邪、禳灾纳吉。法器则有龙角、师铃、铃刀、宝剑、朝板、马鞭、雷牌、戒尺、天蓬尺、神图、手炉、水盂诸物。

行法之时,鸣角以召神,步罡以定位,诵咒以达诚,科本所载章表疏牒,皆有定式。学者当辨,科仪之要在诚敬与内修,形式为其迹,师承为其神;有师承而科仪可行,无师承则虽具其文而法不立。科仪本为场上脚本,章表疏牒为对神陈词的文检,咒语、手诀、步罡则另有秘谱,三者合为一坛之全,单据文本不足以行法。

传度奏职:抛牌过印

闾山法师身份的确立,端在传度奏职一仪。所谓传度,是弟子学成之后,经掌坛师考核,于坛中行抛牌、过印、奏名、授职诸节,上表天庭,登入法箓,自此方有行法、领众之权。未度之徒,虽随坛学习,不得擅自称师行法。

据各地调查与所存牒文,度职时须奏明法师生辰、法名、所属坛班、所领兵马、所习法门类目,颁给牌、印、符、诀,以为凭信。牒文上列所奉神祇、历代祖师,下列新授法师职掌,昭告上下,使名实相符。南方诸地道坛的进郎位、台湾法教的奏职,名虽异而实相近。

辩证言之,传度奏职是闾山维系师承、保证法脉不乱的根本制度。法不轻传,非秘而不宣,乃择人而授;授受有制,则源流可考,权责分明。学者据此可知,闾山虽散在民间,其内部自有严格法度,并非人人可自称法师。

兵马与武法:五营、罡诀与刀梯

闾山行法,重兵马与罡诀。所谓兵马,是坛班所部神将吏兵的观念,以五营为常制,分守五方,各有名号;行法前点香恭请,事毕犒赏送归。叶明生诸调查详载其制。辩证言之,兵马非实有执戈之众,乃是道法中召将、护身、镇坛的象征与施设,其根本仍在法师自身的内炼与诚敬。

步罡踏斗,手结诀、口诵咒、心存神,三者相合方为一法。罡步以七星罡、八卦罡为常见,诀法繁多,皆依科本师承,不可以意为之。武法之中,又有登刀梯、过油火等考验,传度奏职时行之,张五郎倒立翻坛之像即设于坛场,以示法源。

文场重诵咒拜表,武场重行法逐煞,一文一武,相辅而成。民间图像中,常见法师登刀梯、张五郎横于杠上、四部兵马持剑列阵的场面,正是武法坛场的写照。凡此皆须守戒循阶,非浅学可骤至;不遇师承,不宜依样模仿,以免无益而有损。

梨园傀儡:以戏行法

闾山法与傀儡、戏剧关系密切,此为东南仪式传统的显著特征。叶明生调查寿宁所见,当地有梨园教,系道教闾山法与古代傀儡法事相融合的形态;坛班以傀儡行法,科仪与演出交织。傀儡在仪式中并非单纯道具,而被视为可以通神、代神行事的法物,故有以戏行法之实。

据叶明生记述,寿宁梨园教坛班世代传抄科本,老艺人于口述中保存了数百年来道坛的源流与剧目。王秋桂所主编诸书,亦将科仪本、诀罡谱与地方戏剧一并整理,盖因民间仪式与戏剧本出一源,相互依存。

辩证言之,东南民间的傩戏、法事戏、傀儡戏,多保留请神、酬神、送神的结构,戏剧表演与宗教仪式互为表里。研究闾山而忽视其戏剧形态,便不能见其全貌;若只见其戏而不见其法,又易误认闾山为一般曲艺。二者当合观。

闾山与地方社会

闾山深嵌于地方社会的组织之中。社区性的幡科醮仪,往往阖村参与,按户出资,定期举行,既是宗教活动,也是社群整合的场合。共同的神祇、共同的仪式与共同的禁忌,强化了邻里的认同与秩序。

在生命礼俗上,自祈子、诞生、过关、婚嫁,至度亡、超度,闾山法师贯穿个人生命的各个关口;在岁时节庆上,神诞、祈年、禳灾亦有定例。宗教仪式与民俗生活高度重合,法坛因之成为乡土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辩证言之,闾山的社会功能具有双重性。其劝善、济困、护幼、安亡魂,有助于稳定人心、维系伦理;若为村落械斗、迷信耗费提供土壤,则又有其消极面。评价须置于具体历史情境,实事求是,不宜一概而论。

流播四方:闽浙赣粤、台湾与东南亚

闾山的分布,以福建为中心,旁及浙南、赣南、粤东北乃至湘西,随客家迁徙而扩散。叶明生指出,闾山教在福建全境分布最广,闽中、闽东、闽北、闽西皆有坛班。其在乡土社会,与岁时节庆、生命礼俗、社区醮仪深相结合,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仪式依托。

行法之时,巾服本有事类之分。行吉庆、驱邪、护幼诸礼,多以红巾红裙为饰;行度亡、荐拔之礼,则易青、玄之色。此为坛场礼制,随所行法事而更换,同一法师可依场合易服,并非闾山内部固定的教派标识。近世有以红头、乌头强分闾山为两支者,乃据服色外观所作的外在概括,非传承者自承的法脉分宗。

明清以降,闾山随闽粤移民渡海入台,并远播东南亚。台湾临水夫人信仰随早期移民传入,乾隆《重修福建台湾府志》已载临水夫人庙多处;台湾法教之中,三奶、闾山、法主公诸名并存,实多汇归于闾山一脉,又有所谓道法二门之俗称,刘枝万、李丰楙、三尾裕子等皆有专论。闽台神同祀、俗同源,科仪本互有传抄,实为同一仪式传统在海峡两岸的延续。南洋华人社群亦建庙奉祀,香火不绝。闾山由闽地一隅播于海内外,见民间道教生命力之强。

台湾宫庙与斗堂

入台之后,闾山诸神在当地形成繁盛的宫庙网络。法主公方面,台湾主祀张圣君之庙数以百计,陪祀者尤众,多由闽中、闽南移民携入;临水夫人庙以台南等地为盛,闾山法师世传其法。闽台祖庙分香、谒祖进香,往来不绝。

都市中又有斗堂传统。据福州史志记载,清代张真君祖殿曾为商人子弟斗堂浣心堂的祖堂,其后斗堂传入台北,诵经礼斗,兼及三奶、法主之祀。斗堂将宫庙祀神与士人修持结合,是闾山诸神在城市商绅社会中的一种存在形态。

辩证言之,同一神祇,在乡村有坛班,在城市有斗堂,在移民社会有分香庙宇,形态随社会结构而变,而神名与法脉相承。考察台湾闾山,可见民间道教如何随移民、商贸与都市化不断调适,此为宗教社会学的生动个案。

学术的视野:仪式专家与社会

总观闾山研究,学界形成若干基本认识。就性质言,闾山是南方正一符箓传统民间化、法教化的产物;就结构言,其以坛为单位,以师承与字辈维系,以传度奏职立法师之权;就功能言,其为乡土社会提供祈福、度亡、驱邪、护幼的仪式服务,兼具宗教与伦理教化之用。

研究者多以「仪式专家」称民间法师,强调其科仪是一套关于宇宙、社会与身体的知识与实践,不当以迷信一语简单否定,亦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。田野与文献结合、同情理解与理性批判并重,是较为可取的方法。

辩证言之,闾山的价值,一在其作为活态民俗,保存了大量民间文献、艺术与伦理观念;一在其至今参与社会生活,发挥社群凝聚与道德教化功能。以学术为据,以保护为途,以正信为归,闾山研究方能既见树木,又见森林。

正信辨俗:常见误解之澄清

闾山流传既广,附会亦多,学者与信众易生误解,宜据学理为之澄清。以符咒为可凭空生效者,不明道法之本。符之灵否,系于画符者的内炼、诀法与诚敬;坊间所售符本虽具其形,若无师传,只是纸墨。符为法之迹,非法之本。

以科仪为戏剧表演者,未达科仪之实。科仪本为行法而设,有内修师承,则为济度之资;徒事排场而无其实,则沦为形式。辨科仪当看其实,不当只观其貌。以法事为必遂私欲之具者,错会济度之义。道法助人以正当为限,祈福可以,强求不可以;借法以逐非分之欲、行害人之事,皆非正法,亦为法纪所不许。

以网络流传文本即为真传者,不知口授之要。手抄法本外流之后翻刻甚众,然核心口诀不书于纸,仅凭文本自行演练,既难应验,亦易生患。辩证言之,辨别真伪,当察谱系是否有序、师承是否可考、法度是否完备、德行是否相称,数者合观,方不致为伪法所惑。

当代传承:非遗保护与正信正行

今日认识闾山,宜置于法治与文化保护的框架之下。陈靖姑信俗、张圣君信俗先后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,古田临水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并设海峡两岸交流基地;闽台宫庙互访、学者共研,使闾山成为维系两岸文化认同的纽带。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,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与民俗传承,同时制止借神敛财、宣扬迷信及各类非法宗教活动,界限分明。

辩证言之,闾山之学,当以正信正行为本。祈福禳灾,是民众情感与伦理的正常表达;若执以求报、以术惑众、以神敛财,则流于迷信,失其本真。尤须辨明者,正常的信仰习俗与非法的宗教活动、正当的文化传承与借术行骗,性质迥异,不可不察。

尤须致力者,在于民间文献的抢救与传承机制的健全。手抄科仪本、诀罡秘谱多出自历代法师之手,世代递藏,散在民间,既易随老辈凋零而散佚,亦易因外流翻刻而失其本真。系统征集、著录、校勘与数字化保存,支持院校与道教团体合作开展田野调查,培养兼通文献与仪式的后继人才,方能使闾山研究有持续可用之资,使活态传承有可依之序。

研究与传习,宜分类施策。对科仪、神谱、坛本,作学术的整理与研究;对信俗、节庆、技艺,作文化的保护与传承;对个人修持,则因材施教,循序而进,引导其与社会相适应。如此,闾山作为南方民间道教与民俗的重要传统,方能在当代延续根脉,发挥劝善、济世、化俗的积极功能。

云子道人闭关与云阳道人传法说

闭关之义,敛藏专修

本门第六十五代掌门叶法财,号云子道人,现已闭关,近年不出。闭关者,敛迹摄心、专修内养,非弃绝学者,亦非神异之事。《道德经》曰:「致虚极,守静笃。」法之传,系于谱系、法本与口授,不系一人一时之显隐。师虽敛藏,法脉相承,继之有人。

六十六代云阳道人传法

云阳道人,为叶法财亲传弟子,按净明宗坛字辈属「源」字辈,列第六十六代。叶法财闭关期间,目前云阳道人可以传法;凡有志入道、欲求法者,可从云阳道人受学。云阳道人依本门之传,接引初学,教以基本之法,明阴阳干支、本门规矩,循序而进。

正信受学

因材施教,分类接引;大法深诀,必视德行功候,经本门认可而后授,不躐等。本门之教,依法依规,正信正行,不夸神验,不涉迷信。学者求道,当依师承,以渐功实修为本。

居家修道说

人道为基,伦常即道

学道者多谓必遗世入山,方为修持,此见之偏。《净明忠孝全书》引古人云:「欲修仙道,先修人道。」人道不尽,仙道无基。净明之教,以忠孝为大道之本,本立而道生;真忠至孝,在不欺昧其心、不斫丧其生,作世间上品好人。

《道德经》曰:「修之于身,其德乃真;修之于家,其德乃余。」居家孝亲、处事接物、教养子孙,皆人道之实,亦即修道之端。道不在伦常之外。

红尘炼心,动静交养

静室养其本,红尘验其功。境逆、事烦、情激,皆所以试心之定、养性之熟。养育子女,晨昏不辍,啼笑无常,最易动人喜怒;当此能不迁怒、不躁急、从容以应,即是炼心实效。性之躁急矜忿,非一日可化,遇事磨之,积渐既久,气质自变。

然红尘炼心,不废静定。无静定以为本,则随境而转;有静定而不历事,则所养无验。当动静交养,静以澄心,动以验心。《清静经》言澄心遣欲,能于喧中求静、忙中存心,其功更实。

齐家慈教,正己化人

《道德经》言修之于家,其德乃余。一家之内,各尽其道,则家成修德之场。室家正始在夫妇,夫妇和则上下顺;六亲相处,贵乎慈让,争利以义平,积嫌以渐解。《太上感应篇》言正己化人,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言和睦夫妇、教训子孙,皆此义。

父母于子女,慈教为本,徒慈不教则害,徒教不慈则离。教子之要,身教先于言教,《道德经》言行不言之教。子女禀赋各异,当因材施教,顺其所长而养,视其所短而节,教有序而不躐等;更当导以勤学忠信、自立正道,不导以捷径侥幸。

因缘承负,积善垂后

亲子之聚,道家以气化、因缘言之,气聚而合,缘会而亲。《庄子·人间世》曰:「子之爱亲,命也,不可解于心。」故虽达观因缘,而慈孝之责不可废。今有以相偿、宿命论亲子者,谓子女之来为负欠、啼泣为罪累,此非道教之言,道家不以此立伦。

《太平经》立承负之说,承者为前,负者为后;先人积善,余庆流及子孙,有过则流灾害后。经言力行善反得恶者,承负先人之过;能行大功万万倍之,先人虽有余殃,不能及此人。故承负可解,其要在己。《阴骘文》言近报在自己,远报在儿孙,与此相明。为父母者,当为后生计,毋使子孙有承负之厄。

性命双修,正信勤行

居家难处,在情绪。治之之要,先澄其本,《清静经》言澄其心而神自清;《道德经》言柔弱胜刚强、清静为天下正。当以静制躁,以柔待物,急怒之后,省其所由,不以怒代教;慈而能断,和而有则。

道家极功,性命双修。于伦常中炼心,即性功;于日用中保精养气,即命功。《玉皇心印经》曰:「上药三品,神与气精。」虽居家务冗,能节欲保精、澄心养气,命基不亏;随事省察、化其躁忿,性功有验。

道在日用,不必外求,《道德经》言大道甚夷而民好径。家宅固有灶君、土地、门神诸正神,然神司其安,不可以人事神异之;正信者,敬而不溺,重人事而不妄。居家修持,亦须真师指授,明法度、知次第;择师以谱系可考、劝善积德、不夸验索资者为正。《道德经》曰:「上士闻道,勤而行之。」学者当尽伦修身,正信事师,实德齐家,人道尽而仙道之基立。

人际和合

和合之符,兼及人际

和合之用,不止室家。朋友相疑、伙伴乖离、邻里构隙、同僚失睦,亦正符之所可调。人之处世,以和为贵;情意既通,事乃可济。

《道德经》言「冲气以为和」。和者,非独施于至亲,凡人群相与,皆不可离。辩证言之,人际之和,以信义为基,不以苟合为正。

伙伴朋友,信义相结

朋友以信,伙伴以义。信义不失,则小隙可解;信义先亏,虽合难固。故求人际和合,当先自省其信义,而后符以通其情。

合伙经营,尤贵和而有则:先明约定,后共其利。争利失和者,以则平之,以和调之。

符解人隙,不废公道

符能通滞达诚,不能颠倒是非。曲在己,当谢而改;理在彼,当平而让。符助其和解,公道仍不可废。

《太上感应篇》言正己化人。己正而后人服,隙解而后和久。

善信知方

善信求人际和合,以信义为本,以公道为节,以符诰为助。

本门人际和合之教,本经训、重信义。明乎此,则知正统之符,通于处世,而非世俗苟合希利之术。

择师求和合符

求和合符,择师为先

善信欲得和合正符,择师为先。符之真伪,系于师承;师承不明,其法无本。真师者,谱系可考,法度可循,先劝各尽其道,不夸必合,不广售希利。

《道法会元》言符以诚为灵,而诀印讳字之传,须真师指授。无师之符,朱墨空文;伪师之符,强合希利。故择师不可不慎。

谱系法度,正统之征

本门法脉,自江西宁都入闽,明末龚康大郎随郑成功入台;递传至吕法标,为第六十四代掌门;叶法财为第六十五代掌门。谱系有序,法本完具,每页落款「弘法院 叶法财」,手抄传授。

辩证言之,谱系非以自高,乃以明传授之有自、法度之可征。真正统者,不待夸张,源流法本,皆可考见。

察伪之要,正信自处

察伪之要:观其劝人修德尽道与否,观其夸验索资、强合摄心与否,观其谱系可考与否。正者重法不轻授,伪者轻许广售。

《道德经》言「上士闻道,勤而行之」。善信得正法,当勤行其道,实践其德。

善信知归

善信求和合符,以正信择师,以法度辨伪,以谱系征正统,以修己尽道为归。

本门施教,依法依规,分类因人。得学者,当知法之不轻、传之有自,勉于和顺。

和合在修己

和合之复,先在修己

情意之失,人多责彼;和合之复,先在修己。各平其气,各省其失,各尽其道,则隙可渐释。未有争胜责人,而能致和者。

《道德经》曰:「知和曰常,知常曰明。」明和之常,当先治己之忿、己之偏。

忠恕待人,嫌隙自化

处夫妇、六亲、伙伴,当以忠恕。尽己之谓忠,推己之谓恕。以恕察情,以忠尽分,则嫌隙不结,结亦易解。

《清静经》言澄心遣欲。遣其争胜、矜己、责人之欲,心澄而和。

符助其诚,行立其本

辩证言之,符能达诚通滞,不能代人改过。己改其行,符乃应;行不改,虽合难久。

故善信求符,与修己并行:符为助,行为本。

善信自勉

善信求和合,当以修己尽道为先,忠恕为本,符诰为助。

本门先劝修己,后行符法,重其本也。明乎此,则知和合之复,功在己,不在强致。

正信辨和合邪术

正信与邪术,界限当明

和合之祷,本为正情;然世有托名于此,流于邪术者。正信者,依经教、守法律、重各尽其道,以符为助缘;邪术者,尚强合、务摄心,违人情而求遂。

《道德经》曰:「以道莅天下,其鬼不神。」正理明,邪说息。和合之复,有经常之道,非诡异可致。

强合迷魂,法所必戒

世有谬称能以术摄其心志、强合情意,使不由其本心者;更有诱人夺人配偶、拆人婚姻而私合之。此大悖情理,国法所惩、道律所严禁。

正统和合,只助两情相愿者复合,绝不强致、绝不夺人、绝不摄心。《太上感应篇》重破人婚姻之戒,正为此。

夸验索财,伪术之辨

辩证言之,法事言助缘,不言包办;言感通,不作必合之许。凡不劝各尽其道,而炫符希利、轻许广售者,皆伪。

善信当察:正师重其德行,不轻授;伪者唯利是图,反是。

依法正行

依法依规,正信正行,乃行法、求法之共同前提。正常宗教祈福,法律所许;邪术非法,法律所禁。

善信求和合,当正心、求正法、事真师,两愿为本。本门施教,分类因人,其归壹于正。

和合符仪轨书绘

书符有仪,先净其心

和合符之书绘,必有仪度。净身净心,备物如式;行法者斋戒存诚,而后执笔。和合主情,尤须书者心平气和,神不外驰。

执笔存神,诵和合之咒,配合诀印讳字,落墨成章。节度皆真师口传,非可凭书臆造。

坛场陈设,告神达诚

行和合法,或设坛告神,陈善信姓名、情事,表其求复和好之诚。所告者,月老配偶之正神、家宅之正神,不奉非类。

表贵诚正,符贵神注。《道法会元》言符箓诰命,科教之设,其实不在文。有其实,文乃应。

内炼为本,符为外用

辩证须明,符之灵,本于书者之内炼诚德。内有养、外有行,则一点画,皆精神之所寓;内无其实,徒事朱墨,神弗应。

《道德经》曰:「谷神不死,是谓玄牝。」内养真,外用立。

善信知重

善信观行法,当知正统书绘,仪度有度,一本师承;其能和人,由诚德,非徒外仪。

遇轻许、夸验、索资、奉非类者,当察。正信而祷,乃得正法。